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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他靴底总沾着盐粒，袖口总藏着“浮引勘合”。
如今他案头的《盐法考成》，某页用朱笔圈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旁边是他批注的小字：“非吾愿，实乃官场漕规耳。”
更痛的是婉娘。
那年扬州的三月三，她在瘦西湖的诗会上吟“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鬓边的海棠簪子随声轻颤。
我当时正被盐商刁难，那盐商非说我的诗稿抄袭，要我当众道歉。
她却拨开人群，将一锭银子拍在桌上：“这位先生的诗稿，我买了。”
后来才知道，她是扬州最大的盐商之女，却偏偏爱往书斋跑——她父亲的账房里，锁着一摞摞《盐引勘合》，每道勘合都对应着上千引官盐，而她的绣房里，却藏着我送她的《杜工部集》，书页间夹着她抄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她父亲第一次见我时，正坐在铺着波斯地毯的客厅里数银票。
他上下打量我洗得发白的青衫，嘴角撇成个鄙夷的弧度：“魏举人？呵，举人能换几担盐？”
后来我做了扬州同知，他依旧瞧不上我，说我“芝麻官，难登大雅之堂”——直到我因整顿盐政被弹劾，他竟在宴会上拍手称快：“我就说嘛，寒门出不了凤凰。”
他不知道，我查封的那些私盐，恰是他用“合法”的《余盐割没簿》转运的，每割没一引官盐，他就能从盐运使那里分得三成利。
婉娘被禁足那日，我隔着朱漆大门喊她名字。
门内传来她压抑的哭声，还有瓷器摔碎的声响。
“东来，”她的声音透过门缝飘出来，带着血沫似的颤抖，“你我之间，隔着的不是门第，是这世道的冰墙。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我靠在门上，听着她的哭声，拳头紧紧攥起，指甲几乎掐进了掌心。
那一刻，我恨自己的无能，恨这世道的不公——更恨那本写满“盐引数目”“税银分例”的《盐法通志》，它像道无形的墙，隔开了我们，也隔开了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人。
油灯突然灭了，屋子里陷入一片漆黑。
我摸索着找到腰间的玉佩，冰凉的玉质贴着皮肤，仿佛能感受到她指尖残留的温度。
原来这十年寒窗，换来的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跌进另一个更深的泥沼——这牢笼不是某个人设的，而是由一张张公文、一条条则例、一桩桩“合情合理”的潜规则砌成的。
可若就此认命，又怎对得起祖父的期许，对得起婉娘那双含泪的眼？
我坐在黑暗中，摸到枕边的《农政全书》，触到恩师写的“为民者”三字，眼神渐渐坚定：就算这制度是堵冰墙，我也要在洛城凿出个洞来，让光透进来。
《农政全书》的纸页被油灯烤得发脆，恩师题字的“为民者”三字在晨光中泛白。
更夫敲过五更时，我摸出王顺藏在柜底的粗布短打，袖口还留着前任知县补钉的线头——这衣服穿在身上，竟比官服更合身。
窗外的老槐树落了最后一片残叶，正砸在我昨夜磨墨的砚台上，墨汁未干，凝成个歪歪扭扭的“民”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