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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票在掌心焐得发烫，那页母亲的日记被江水潮气浸出褶皱。
我们在雾气弥漫的码头告别程父时，他往画筒里塞了包梧桐树苗 ——"替我种在重庆的山坡上，" 老人的声音混着汽笛，"让它们替我们看看，自由的土是什么颜色。"
从上海到重庆的四十七天船程，程砚舟在舱板上画满了流民的脸：抱着襁褓的妇人、断腿的伤兵、啃着树皮的孩童。
我用母亲的银簪挑开霉烂的米袋，看他把发霉的米粒一粒粒拣出来，说 "这是旧世界的脓疮，得挑干净才会长新肉"。
春桃的信在中途被江水打湿，只留下 "纱厂女工需笔杆子" 几个模糊的字，于是我们在抵达战时陪都的第三日，揣着半本《资本论》和程砚舟的油画箱，挤进了南岸区嘈杂的纺织厂。
工头赵铁柱第一次用鞭子敲我后颈时，我正盯着车间横梁上的蛛网——那结构多像绣楼的雕花窗棂，只是这里粘的不是玉兰花，是飞蛾的残翅。
程砚舟夜间在工人夜校讲课时，总把梧桐树苗的嫩芽别在讲义里，而我藏在围裙下的，是母亲日记里撕下的那页："当机器开始吃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用齿轮的声音唱歌。"
纺织厂的缝纫机声像永不停歇的战鼓，震得我耳膜发疼。
我戴着程砚舟送的蓝布围裙，在流水线前分拣棉布，指尖很快磨出了茧。
赵铁柱（工头）叼着烟卷走过时，总会用鞭子敲我的后颈："沈九娘，别磨洋工，你男人在夜校教那些穷鬼识字，你倒想在这儿偷懒？"
他左手戴着黑色皮手套，指尖处有明显的凹陷——那是他断指的地方，我曾看见他在午休时偷偷用酒精擦拭残指，眼神里满是痛楚。
我低头盯着传送带上的粗布，想起昨夜程砚舟在阁楼画的《女工》——画中女子挽着袖口，手臂上的肌肉线条分明，眼神像钉进砖墙的铁钉。
他说这是"劳动的诗意"，可我知道，这诗意里混着汗水、机油和随时可能被机器卷断手指的恐惧。
赵铁柱的妻子死于产后大出血，我曾在他工具箱里见过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抱着婴儿，嘴角还带着微笑，背景是纱厂的烟囱。
"九娘，"同车间的阿芳塞给我一块硬饼，她眼角的淤青还没消退，"听说你男人会画画？能不能给我家小囡画张像？她去年得猩红热没了......"
我攥紧硬饼，喉咙发紧。
阿芳的女儿我见过，躺在破草席上，手里还攥着半块玉米饼。
程砚舟说过，这不是个人的悲剧，是整个时代的溃烂。
那天深夜，我偷偷在他的《资本论》扉页写："或许我们该画的，不是单个的苦难，而是造成苦难的机器。"
赵铁柱在旁走过，靴底碾碎了阿芳掉在地上的饼渣，我看见他喉结滚动，却又狠狠踩了两脚——那是对自己的厌恶，也是对现实的无奈。
暴雨突至的傍晚，程砚舟冲进车间时浑身湿透。"跟我走！"
他抓住我沾着棉絮的手，"巡捕房要抓赤色分子，你今天在女工集会上说的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甩开他的手，却被他拽进怀里。
他胸前的玉佩硌着我的锁骨，像母亲当年的拥抱："八岁女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童工死亡率比战前高了三倍，这些也要当假话咽下去？"
赵铁柱靠在门框上，手套下的断指无意识地敲着铁皮，眼神复杂——他曾是童工，却因举报工头被打断右手，现在却不得不成为压迫者。
车间屋顶漏雨，水珠顺着房梁滴在他眼镜片上。
我看见自己倒映在他瞳孔里，头发散乱，围裙上沾着机油，却比任何时候都明亮——那是被怒火点燃的光，是母亲跳绣楼时眼里的光。
"走！"他拽着我往安全出口跑，身后传来赵铁柱的叫骂声："沈九娘，你以为能逃到哪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