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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灵州沿黄河往北一百多里，黄河拐了个弯，对岸就是兴州地界。
二狗站在城头往西看的时候，天气好能瞧见贺兰山的影子，灰蒙蒙的，压在地平线上。
西北民风彪悍。
河西、河套一带，尤比晋地更烈。黄河穿境而过，部族杂居，人人习于骑射，动辄刀兵相见。
二狗在灵州待了一年，对这一点体会越来越深。
有回他去黄河渡口巡查，碰上两个牧民为了一头走失的母羊动了刀子。
等他的人赶到，一个耳朵被削掉了半边，另一个肚子上挨了一刀，肠子都快流出来了。两人倒在血泊里还在对骂。
二狗让人把他俩拖开，问旁边围观的老汉：
“就为一头羊？”
老汉嘬了口旱烟，一脸平常：“将军，去年为半袋盐还砍死过人呢。”
这就是西北。
而在这片蛮荒之地上，最强的势力，就是盘踞兴州的平夏军。
平夏军的首领，是党项头人李仁川，其麾下兵马皆出自草原戈壁，耐苦善战，甲仗齐全，粮草囤积于贺兰山下，兵势在河西诸部中最强。
二狗曾派斥候去摸过底。
李仁川的核心兵力，是六千党项铁鹞子。这六千人不种地、不放牧，一年到头就练骑射和阵战。马是河西最好的马，甲是粗铁冷锻的重札甲，每个骑兵配三匹马轮换，日行百五十里不在话下。
除此之外，还有万余部落骑兵可在半月之内完成征召，战时能拉出两万骑的阵仗。
要说光是人马数量多，二狗倒也不打怵。铁林谷出来的兵，当初连苍狼卫和厚甲羯骑都敢碰，管他什么春夏秋冬军，一视同仁。
但这个李仁川，似乎有点不一样。
这个人不按西北的路子出牌。
兴州一带背靠贺兰山，面朝黄河，自古便是河套沃土。李仁川没有满足于游牧劫掠那一套老把戏。他干了一件所有党项首领都没干过的事——
招揽汉人。
和原本驻守石门关的李遵乞抓汉人当奴隶的手段不同，李仁川对汉人可是正经招揽的。
流落西北的汉人学子、落魄的读书人、失了差事的小吏，他来者不拒。
给房子、给田地、给俸禄，让他们帮着设官署、定法度、明赋税。又引黄河水分渠灌田，劝课农桑，开垦荒滩。短短十几年，黄河两岸沟渠纵横，良田遍野，昔日的河套荒滩，被他硬生生经营成塞上江南。
驼城部首领巴罕跟二狗提起李仁川时，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李仁川会种地，会修渠，会用汉人的脑子想事情，不是那种只会蛮干的部落头人。这种人才是真正的麻烦。”
据说程近知在灵州的时候，也很忌惮平夏军。每年给兴州送两千石粮，说是互市交易，其实就是买平安钱。有一年晚了半个月，李仁川派了三百骑兵过河，在灵州城外转了一圈就走了。第二天程近知连夜让人把粮食送过去，还多加了五百匹绢。
过河做生意的商人回来都说，兴州城比灵州大三倍，街面上汉话党项话混着说，铺子鳞次栉比，看着比内地的州城还繁华。
但李仁川的兴州，也不是铁板一块。
能种地、能打仗，不等于施行仁治。二狗派到对岸的探子，陆续传回过不少消息，拼凑起来，兴州的底子就没那么光鲜了。
巴罕对李仁川的评价只有一句话：“这人比李遵乞可怕一百倍。李遵乞是条疯狗，见人就咬。李仁川是条蛇，咬你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盘着。”
党项人旧俗尚勇好斗，重血亲、轻律法，与汉人耕读定居、重礼守序的习俗天然相悖。两族杂居于河套平原，争水、争地、争草场之事日日不绝，旧怨深积。
从兴州逃过来的汉人流民里，二狗听过不少事。有汉人佃户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秋收的时候党项军户带人来，说这块地原来是他家的牧场，庄稼全给拔了，牛羊赶进去啃。汉人告到官署，官署的判事也是汉人，但上头的决策还是党项贵族说了算。判来判去，最后判汉人佃户赔党项军户三头羊，理由是“麦田挡了牧道，惊扰了羊群”。
周虎听完这事，气得直骂娘。
这不是个例。
在李仁川治下，党项人是国人、是军户，享有特权；汉人是编户、是耕民，负责种地纳粮，养活整个兴州的军政体系。法度是汉人帮着定的，执行起来却两套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