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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反应，简直就是一出完美的戏剧。他表现得“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只是很平静地回答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并且希望我们能‘好好利用它来对付日本人’”。当时在场的丘吉尔，一直在旁边密切观察着这一幕。他觉得斯大林“好像挺高兴”，但似乎并没有真正听懂这句话背后有多大的分量。
然而，斯大林的平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伪装。事实上，他对这事儿一点都不惊讶。为啥呢？因为苏联的情报机构，早就通过一个叫克劳斯·福克斯的间谍（这人就潜伏在美国搞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内部），对美国的原子弹项目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斯大林之所以要假装镇定，其实是一次精妙的心理战。他故意不给杜鲁门期待中那种震惊的反应，一下子就让美国想用原子弹来进行外交讹诈的算盘落了空。他等于是在用行动告诉杜鲁门一个潜台词：别想吓唬我，苏联是不会被吓倒的。
这次看起来波澜不惊的简短对话，实际上标志着核时代的到来，也是冷战军备竞赛的真正起点。杜鲁门本来想用这颗“炸药”来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逼斯大林在东欧和赔款问题上让步。但斯大林的冷静回应表明，这种威慑失败了。
就像斯大林后来对他手下的人说的，原子弹的出现意味着“力量的平衡被打破了……这可不行”。他下定决心，要以最快的速度搞出苏联自己的原子武器，来恢复这种平衡。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核武器对峙，就在波茨坦那个夏天的傍晚，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大幕。
正当会议因为赔款和边界问题吵得不可开交，陷入僵局的时候，一场来自英国国内的政治大地震，给波茨坦会议带来了戏剧性的转折。
会议从7月25号开始，休会了两天。大家都在等7月5号举行的英国大选的结果出来。丘吉尔当时信心满满地飞回了伦敦，他觉得，自己作为带领国家打赢了战争的英雄，这次连任肯定是稳稳的，就等着接受人民的欢呼和加冕了。
然而，结果让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他领导的保守党，遭遇了一场历史性的大惨败，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大选。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英国老百姓在战争胜利以后，心思变了。他们不再关心什么帝国的荣耀、全球的霸权了，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日子怎么过。工党提出的竞选纲领，正好就抓住了这一点，他们承诺要搞国内的社会改革，建立福利国家，让大家有工作、有医疗、有保障。相比之下，丘吉尔这位战争英雄的号召力，反而不那么管用了。
就这样，这位在英国最危急的时刻，号召人民“战斗到底”的巨人，被他亲手拯救的人民，用选票给请下了台。丘吉尔的离去，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一个重大挫折，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这最初的“三巨头”黄金组合，从此就成为了历史。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上留下的，是一个伟大而又落寞的背影。
7月28号，新的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他那位作风强硬的新任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坐飞机赶到了波茨坦，接替了丘吉尔的位子。
这位新首相艾德礼，是个话不多、非常务实的人，跟丘吉尔那种喜欢慷慨陈词、充满戏剧化风格的领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英国的领导人换了，但他们对苏联的政策，以及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艾德礼和贝文之前都在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里担任过重要职务，对会议的议程和内幕都门儿清。所以，英国的谈判路线，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连贯性。
但是，领导人个性的变化，无疑还是改变了会议的“化学反应”。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毕竟是打了好几年的交道，彼此之间有一种又斗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而艾德礼对于斯大林来说，就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对手了。
这么一来，斯大林此刻就成了谈判桌上唯一一位从头到尾参加了所有重大战时会议的元老。这无形中就又增强了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政府，虽然在英国国内搞起了社会主义改革，但在外交上，却坚定地站在反苏的第一线，并且紧紧地跟着美国，成了冷战中西方阵营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
在新的“三巨头”——杜鲁门、斯大林和艾德礼——重新坐到一起之后，会议就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系列决定世界未来走向的协议，被最终敲定了下来。
就在英国政府换人的那个间隙，一项针对日本的重大决定已经出炉了。7月26号，美国、英国和中国联合发表了一份文件，全称是《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波茨坦公告》。因为当时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没在德国开会，所以这份公告的草案是专门派人送到重庆，经过他点头同意后才发表的。
公告里都说了些啥？ 这份公告，等于是向日本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它要求日本政府立刻无条件投降，并且列出了投降以后要遵守的基本原则：
必须铲除军国主义： 公告里说，要“永远消除那些欺骗和误导日本人民，让他们走上征服世界道路的人的权力和影响”。说白了，就是要把那些发动战争的战犯和军国主义思想，彻底从日本清除出去。
盟军要来占领： 日本的领土，将由盟国来指定并且占领。
主权要受限制： 日本的主权将被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盟国指定的其他一些小岛上。并且重申了之前《开罗宣言》里的内容，就是日本必须归还从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通过侵略偷走的所有领土，这当然就包括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满洲）。
军队要全部解散： 日本所有的军队，都将被完全解除武装。
战犯要受审判： “所有的战争罪犯，包括那些虐待我们战俘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审判。”
也给了点承诺： 公告里也说，盟国不是想要“奴役日本民族或者毁灭他们的国家”，会允许日本发展和平时期的工业，建立一个“和平而且负责任的政府”，并且最终可以重新回到国际贸易体系里来。
一个可怕的威胁： 公告的最后，用一句非常不祥的警告作为结尾：“我们呼吁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将遭受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
这句措辞严厉的威胁，其实就是对原子弹存在的一个含蓄的暗示，尽管公告本身并没有直接提到这种新式武器。
斯大林为啥没签字？ 你可能会注意到，这份公告是中美英三国发表的，苏联没在上面签字。这是因为在当时，苏联和日本之间还维持着一个《苏日中立条约》，法律上讲，两国还不是交战状态。斯大林之前承诺过，会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也就是8月中旬左右，再对日本开战。所以，如果他当时在公告上签字，就等于提前撕毁条约，发动战争了。一直到8月8号，苏联在对日宣战的同一天，才正式宣布加入这份公告。
8月2号，会议在签署了最后的文件《波茨坦协定》之后，正式闭幕。这份文件，把会议期间吵来吵去、最后达成妥协的各项协议，都白纸黑字地记录了下来，给战后初期的世界秩序定下了一个基本调子。
“四D原则”： 协定给盟军占领德国，制定了四个大的指导原则，通常被叫做“四D原则”（因为这四个词在英文里都是D开头）。
非纳粹化 ： 废除所有纳粹时期的法律和机构，把纳粹分子从政府和公司等重要岗位上清除出去，还要审判战犯。
非军事化 ： 彻底解散德国所有的军队，销毁武器装备，禁止所有跟军事有关的工业生产。
民主化 ： 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恢复地方自治，保障老百姓有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非卡特尔化： 解散德国经济里那些权力过分集中的大企业集团（卡特尔）和垄断组织，因为这些东西被认为是德国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
确认分区占领： 协定正式确认了，把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都分成美、苏、英、法四个占领区。他们的首都柏林和维也纳，也同样被切成了四块，由四国分别管理。还决定在柏林成立一个由四国占领军司令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占领期间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其他的决议： 协定还把之前谈妥的那些事儿，比如德国的赔款问题、波兰的奥得河-尼斯河边界问题、德国人的迁徙问题等等，都写了进去。并且正式确定了建立外长理事会这个机制，让它去处理以后更具体的和平条约问题。
表面上看，《波茨坦协定》是一份合作的产物，是盟国共同管理战败德国的一个行动纲领。但是，你要是仔细分析这份文件的内容，就会发现它里面充满了各种自相矛盾的地方。正是这些矛盾，给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协定里最根本的一个矛盾就在于：它一方面呼吁，要把德国当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实体”来对待，意思就是经济上要统一管理；但另一方面，它又授权每个占领国，可以在自己的区域内单独办事，尤其是那个“分区赔偿”的政策。
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一个说要合在一起管，一个又说可以各管各的。这就意味着，虽然名义上成立了一个统一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但实际上，每个占领区都会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来制定经济政策。苏联的目标就是拼命地从德国榨取东西，而西方国家的目标，则是想办法让德国的经济慢慢恢复起来。
这种内在逻辑上的冲突，注定了那个“盟国管制委员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会变成一个天天吵架、效率低下的扯皮机构，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联合管理平台。
盟国可以在文字上达成一致，说我们要搞“四D原则”。但他们对这些文字的解释，和具体执行的方式，却完全不一样。西方盟国觉得，“四D原则”是把德国改造成一个和平民主国家的好办法。而苏联呢，则把这看作是确保德国永远翻不了身，并且顺便传播共产主义影响力的工具。
所以，这份本来是为了保证德国统一管理的协议，因为它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反而为德国后来的分裂，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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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会议，是“三巨头”的最后一次聚会。1945年8月2日，当杜鲁门、斯大林和艾德礼在协定上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他们表面上还发表声明，说这次会议“加强了三国政府之间的联系”，大家对未来的合作充满了“新的信心”。
但这，只不过是外交场合上的客套话罢了。事实上，他们离开波茨坦的时候，心里揣着的是比来的时候更深的相互猜疑。
那个因为要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而形成的、其实一直很脆弱的“伟大联盟”，到此为止，已经彻底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对峙。这两个国家，拥有着完全不可调和的世界观和根本利益。
那份决定着日本帝国最终命运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通过外交信使慢悠悠地递送。在1945年的那个夏天，它化作了无形的电波，通过国际无线电广播，以光速划过天际，向全世界播送。
在东京，日本外务省（相当于外交部）的译电员们，耳朵紧贴着收音机，神情紧张地记录下每一个单词。很快，一份翻译好的日文文本，被火速送到了日本最高层决策者的案头。
这份最后通牒，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日本政府的权力核心内部，瞬间引爆了一场剧烈的争吵。整个高层立刻分裂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吵得不可开交。
一边，是“和平派”，或者说“现实派”。
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外相（外交部长）东乡茂德。这些人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日本已经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输掉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他们主张，应该立刻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和盟国进行谈判。他们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希望能够拉拢当时还没对日宣战的苏联当个“中间人”，帮忙调停一下。他们最核心的底线，也是唯一的指望，就是通过谈判，至少能保住天皇的地位，让“万世一系”的国体得以延续。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拿鸡蛋碰石头的绝境中，唯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
另一边，则是态度强硬到极点的“主战派”。
这帮人的核心，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这些手握兵权的军方大佬。在他们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他们认为，《波茨坦公告》里那些“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是对大日本帝国、对全体军人武士道精神的奇耻大辱。他们叫嚣着，宁可“一亿玉碎”，让全体国民都去死，也绝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他们坚信，只要把战争拖下去，拖到盟军登陆日本本土，凭借全民皆兵的疯狂抵抗，一定能让敌人付出惨重到无法承受的代价，从而换取一个“体面”的、有条件的和平。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天多时间里，日本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成了这两派人马激烈交锋的战场。一边是面对现实的悲观，另一边是拒绝认输的疯狂。整个日本的国运，就悬在这场争吵的刀尖之上。
1945年7月28日，关键的一天到来了。
在巨大的压力下，焦头烂额的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了一场记者会。他被记者追问，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到底是什么态度。铃木当时被夹在两派中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公然接受，得罪军方那帮疯子；又不敢直接拒绝，彻底堵死和平的最后一丝可能。
情急之下，他说出了一个载入史册、也无比致命的词语——“默杀”。
这是一个在日语中非常暧昧的词。它的本意，可以理解为“先不理会，静观其变”，也可以是“不予置评”，带有一种需要时间考虑的拖延意味。如果当时盟国能这么理解，或许历史还有旋转的余地。
但“默杀”还有另一层更强硬、更轻蔑的意思，那就是“用沉默来扼杀”，即“完全无视，不值一驳”。
要命的是，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社，在对外发布英文电讯稿时，恰恰就选择了这层最强硬、最富挑衅性的翻译。他们向全世界宣告，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的态度是——“彻底忽略，置之不理”。
这个消息传到西方，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习惯了直来直去外交语言的美国和英国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模糊表态，而是一个响亮无比的耳光。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日本对盟国最后善意警告的公然拒绝和蔑视。
7月29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所有西方主流媒体，都在头版头条，用巨幅标题刊登了同样的消息：“日本拒绝投降最后通牒！” 华盛顿方面，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幕僚们看到这样的报道，认为日本已经做出了最终的选择——顽抗到底。
谈判的大门，就这样被一个词的误解，“砰”地一声，彻底关死了。
对于时刻关注着日本反应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已经等到了想要的“答案”。既然日本人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现在是时候把那个藏在沙漠深处、集结了人类最顶尖智慧与最恐怖力量的秘密武器，拿出来了。
那原子弹，究竟是如何在一群天才科学家的手中，从一个理论公式，变成足以毁灭一座城市、改变世界格局的终极武器的？在它研制成功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关于科学、伦理与人类未来的深刻隐喻？
这一切，咱们下回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