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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财政部）衙署。尚书、两位侍郎皆“告病”，衙内气氛诡异。几位郎中、员外郎聚在公廨内，低声议论。
“张兄，你看这事儿闹的，江南清吏司报上来要求紧急拨付的第二批以工代赈款子，这……没有堂官批红，谁敢动啊？”一个员外郎愁眉苦脸。
“动了就是僭越，不动则误了赈灾，秦王殿下可是盯着呢！听说江南那边，已经砍了好几个……”另一人心有余悸。
一位较为年轻的郎中，是陈太初新政后提拔的寒门出身，此刻咬牙道：“王爷有令，救灾如救火！堂官们‘病’了，难道这朝廷的事就不办了？这份拨款文书，所需数额、用途明确，符合王爷之前定下的‘紧急赈灾款项特事特办’章程。我愿署名用印，一切干系，我来承担！”他环视众人，“诸位同僚，江南百姓等不起！王爷的严令，更非儿戏！”
有人犹豫，有人附和，也有人冷眼旁观。但无论如何，事情总得有人做。
吏部衙署。气氛更加微妙。几位侍郎、郎中面面相觑。尚书、侍郎不在，许多官员的升迁调任文书都压着。更棘手的是，秦王要求调阅江南涉事官员的履历、考绩，这分明是要深挖。
“给，还是不给？”
“给？尚书大人怪罪下来……”
“不给？秦王的人就在外面等着！”
最终，一个掌管档案的员外郎，在其他人或明或暗的注视下，硬着头皮，将相关卷宗调了出来。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心中默念：“天塌下来，有王爷顶着……再说，这些卷宗，本就是该查的。”
新任的商部衙门。这里本是新设，官员多为少壮派或与旧利益牵扯较少者，此刻反而运转相对正常。侍郎（尚书暂缺）直接拍板了几项关于稳定受灾地区物价、调配物资的政令，盖印发出。他对手下道：“王爷设商部，本就是为通商惠工，平准物价。此刻江南有难，正是我辈效力之时，何须犹豫？”
巡警部衙门亦是类似，负责京城与地方治安的新衙门，在尚书“告病”后，几位侍郎反而觉得少了掣肘，将秦王要求的加强灾民聚集区治安、严防奸人鼓噪生事的命令，迅速部署下去。
而更多的中层官员，尤其是那些有实权、负责具体事务的郎中、主事们，则陷入了两难。上司“罢工”，他们若积极办事，恐被秋后算账；若不办事，则政务瘫痪，追究下来，他们这些具体经手人，首当其冲。更何况，秦王那双仿佛能洞察一切的眼睛，和江南那颗颗落地的人头，像悬在头顶的利剑。
整个大宋朝廷的中枢，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半瘫痪”状态。顶层决策几乎停滞，但底层具体事务，在一些胆大或被迫的官员推动下，又在某种惯性或新规则的逼迫下，缓慢而别扭地运转着。各种信息、公文、奏报，如同乱流，在汴京各衙门之间碰撞、积压、寻找着出口。
紫宸殿内，陈太初听着内侍省都知和皇城司密探陆续报上的各部情况，眼神锐利如鹰。他面前摊开的名单上，一些名字被朱笔圈出，一些被划去。
“看来，这潭水，比我想的还要深，还要浑。”陈太初低声自语，嘴角却勾起一丝冷冽的弧度，“但也看得更清楚了。谁是真正的蠹虫，谁是骑墙的庸碌之辈，谁……或许还有几分担当与血性。”
他转向面色依旧难看的赵桓，拱手道：“皇兄，事已至此，退无可退。他们想用‘罢工’逼我们就范，臣却要让他们知道，这大宋的朝廷，离了谁，都一样转！而且，要转得更好！”
“传旨，”陈太初的声音清晰而坚定，回荡在空旷的紫宸殿中，“凡今日告病之各部正副主官，皆准其安心休养，朝廷体恤，赐医药。着各部侍郎（若无侍郎，则以排名最前之郎中）暂代部务，处理日常公文，紧要事务，可直呈政事堂，由本王与陛下共决！”
“另，命御史台、皇城司，严查各部积压延误之公务，凡有因人事更迭而借故拖延、贻误国事者，无论品级，一经查实，以渎职论处，与贪墨同罪！”
“再，明发诏令，宣谕百官：朝廷设官分职，乃为天下万民，非为一人一姓之私利。值此江南水患，黎民倒悬之际，凡有心为国分忧、为民请命者，无论品级高低，无论是否当值，皆可上书言事，直陈利弊。若有真知灼见、务实之策，一经采纳，立予擢升重用！”
三条旨意，一条比一条强硬，一条比一条直指核心。第一条，直接越过“罢工”的高层，启用中下层官员，打破旧有权力结构的封锁。第二条，以追责威慑，防止中下层官员因畏惧而消极怠工。第三条，更是打破常规，绕过现有官僚体系，向天下有识之士（尤其是那些被压制的中下级官员和未入仕的士人）发出求贤若渴的信号，既为解决当前困局寻求智力支持，更是为未来的新政储备、提拔人才打开缺口。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方是以集体怠工为武器的旧有官僚体系，另一方是决心已定、手握皇权（至少是部分）与改革大旗的陈太初。胜负，不仅关乎江南赈灾的成败，更关乎新政的存废，乃至未来大宋朝廷的权力格局。
赵桓看着陈太初决绝的眼神，知道已无转圜余地。他疲惫地挥了挥手：“就依秦王所奏，拟旨吧。”
旨意很快通过通进银台司和急递铺发出。可以想见，这道旨意将在那些“告病”的府邸和人心惶惶的衙署中，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而陈太初，已经将目光投向了那份被他圈点过的名单，开始酝酿下一步的行动。朝堂的冰面已经破裂，是沉沦，还是破冰前行，就在此一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