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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州岛的战火烧得正旺之时，九州的后方，却暗流涌动。
张铁山，这位新任的督办军储使，正面临着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挑战。他手持太子的令箭，开始在九州各地征集粮草。然而，那些刚刚在熊本城宣誓效忠的大名们，却用各种“合法”的手段，与他周旋。
肥前国的锅岛家，送来了长达数十页的陈情书，字字泣血地哭诉领地内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粮食歉收，百姓易子而食，实在无粮可交。可张铁山派出的斥候回报，锅岛家的粮仓满得都快溢了出来。
筑后国的立花家，则表现得极为“配合”。他们满口答应，但一份征粮文书，能在各个奉行所（日方官署）之间流转半个月。从勘定奉行到郡奉行，每一级官吏都热情接待，礼数周全，但办起事来，却总有各种“意外”的阻碍，不是账目对不上，就是运输的牛马“意外”病倒。
更有甚者，一些小大名，暗中煽动领地内的民众和浪人，制造小规模的骚乱。当明军的征粮队抵达时，面对的便是数百名手持竹枪和锄头、被“官逼民反”口号煽动起来的无知百姓。征粮队若强行推进，便会陷入与平民的直接冲突，落下屠戮百姓的恶名；若退让，则征粮之事便遥遥无期。
张铁山陷入了困境，一筹莫展。他试图用在市来村的成功经验来解决问题，他向那些大名许诺，可以用劳役和本地特产来抵扣一部分粮税，甚至愿意出资修缮当地的水利。
然而，他那套“以工代赈、建立秩序”的怀柔策略，在这些心怀鬼胎的统治阶级面前，如同泥牛入海，没有激起半点涟漪。他们要的不是小恩小惠，他们是在用这种“软抵抗”，试探着明军的底线，等待着本州战局的变化。
孙可望，这位名义上的上官，却出奇地安静。他每日只是带着他的羽林卫执法队，在九州各地巡视，冷眼旁观着张铁山如同无头苍蝇般四处碰壁。他不催促，也不置喙，仿佛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在冷静地观察着棋盘上的局势，等待着对手走出最愚蠢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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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张铁山的征粮工作彻底陷入停滞的第七日，一份来自孙可望中军大帐的“请柬”，送到了他的临时府邸。
张铁山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进了孙可望那座守备森严、远比他这“军储使府”更具威严的营帐。
“张军储，”孙可望甚至没有起身，只是指了指下首的座位，语气平淡，“看来，你的法子，行不通。”
张铁山躬身行礼，坐下后，沉声道：“孙指挥，卑职无能。这些倭人大名，阳奉阴违，滑不留手，卑职……束手无策。”
“高见谈不上。”孙可望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只是觉得，对付一群狼，用喂羊的法子，未免太过天真。”
他将一份卷宗，轻轻地推到了张铁山的面前。上面，赫然是一张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网络的核心，指向了一个名字——萨摩国出水郡领主，岛津忠朗。
此人是岛津家的远亲，在之前的战争中见风使舵，最早投降，因此保留了领地。也正因如此，他成了这次“软抵抗”中最活跃的串联者。
“杀鸡，需儆猴。但首先，你得找准那只最肥、叫得最响的鸡。”孙可望的手指，重重地点在了“岛津忠朗”四个字上。
第二日，孙可望的行动，让整个九州都为之胆寒。
他并未如张铁山预想般地直接率兵杀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以“大明九州镇抚司副使”的名义——这是太子临时授予他的、足以节制地方的权力——在出水郡的城下町，设立了一座临时的军法处。
紧接着，他派羽林卫密探，以雷霆之势，查封了岛津忠朗与海寇私下交易的账本，并抓捕了几名曾在其领地内煽动浪人闹事的关键人物。人证物证，一夜之间，“搜集”得一清二楚。
最后，他亲自率领五百名羽林卫甲士，将岛津忠朗的府邸围得水泄不通。他没有破门，而是客客气气地，递上了一份盖着镇抚司大印的“传票”。
在军法处临时搭建的公堂之上，孙可望高坐主位。堂下，跪着面如死灰的岛津忠朗和他几名核心的家臣。两侧，则是被“邀请”前来旁听的、九州各大名派驻在附近的代表。
孙可望没有进行任何拷问，只是让书记官，将一份份“证据”，一件件“罪状”，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公之于众。
“……其三，身为大明藩臣，不思报效君上，反而暗中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意图动摇我大军之根本，此为谋逆之罪！”
当最后一条罪名被念出时，岛津忠朗彻底崩溃了。他知道，这根本不是审判，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无可辩驳的政治谋杀。
“斩！”
孙可望从签筒中，抽出了一支血红的令签，猛地掷于堂上。
在所有大名代表惊恐的目光中，岛津忠朗和他那几名核心家臣，被毫不留情地拖了出去，当众斩首。
然而，孙可望的清洗，还未结束。
在宣判斩首后，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了对岛津忠朗家产的处置决定：将其家中一半的粮食，即刻查封，充作军粮，送往前线；而另一半，则当场开仓，全部分发给其领地内那些因“领主无道”而忍饥挨饿的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