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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雄国兵常常累成一滩烂泥，由于利润薄如蝉翼，全家的生活依旧过得如履薄冰。他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苦苦煎熬了十三年，才盼来了酒泉的解放；苦苦期盼了十三年，又才迎来了当年的红军。他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抚养的三个儿子也长大成人了。长子柏金福结婚成家，如鱼得水；次子柏金禄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如虎添翼；三子柏金才，也能自力更生，赶车挣钱，如日中天。他一家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也确实过上了如诗如画的好日子。可是，不知为何，这好日子还没过上几年，就开始鸡飞狗跳了起来。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比他当年在川陕苏区打土豪、分田地时还要来势汹汹。什么反动分子、坏蛋、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如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地被揪了出来。
更令人气恼的是，这两年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村、乡的那些干部却还在一个劲儿地虚报粮食丰收。大食堂早已是无米下锅，他们却还在大肆宣扬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若不是他们这般胡作非为，队里怎会有如此之多的人患上浮肿病？他又怎会饿得如此惨状，儿子们又怎会各自顾着自己，老伴又怎会弃他于不顾？倘若结发妻子尚在人世，倘若亲生儿子未被敌人砍杀，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样活活饿死吗？绝对不会！雄国兵对此敢如此笃定，是有十足的把握的。他清晰地记得，他的妻儿对他是那般忠诚，那般挚爱。他那次误中毒箭之后，旁人皆言他必死无疑，妻儿们却坚信他定能转危为安，不仅日夜不离地守护他、照料他，还不辞辛劳地跑到五里之外的黑龙洞去提“龙水”回来为他清洗伤口。
那时，小儿庚生才五岁，大儿贵林也不过八岁，兄弟俩犹如一对小天使，每日都为他提“龙水”洗伤口、熬药、敷药，做得比大人还要细致入微。妻子更是将心都操碎了，对他的衣食饭菜，那是样样都挑最好的给他吃用。一个多月过去了，他的箭伤终于痊愈，可妻子却瘦了一大圈，仿佛风中残烛，令人心疼不已。此情此景，犹如昨日重现，清晰可见，历历在目。但他们再也无法服侍他了，那万恶不赦的敌人还乡团，如豺狼虎豹将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他的大儿被敌人枪杀在石盘关，二儿被敌人打死在观音岩，发妻则被还乡团捉去，如待宰羔羊被活活饿死。还有他的弟妹和父母，也遭受了敌人的捆绑拷打，从此便杳无音讯。那时，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渡过嘉陵江不久，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设立在江油中坝，而他，则在那里肩负着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任。
他记得这个不幸的消息还是姜亭富告诉他的。他听到这个噩耗就像遭到了雷击，五脏俱焚，他一头栽倒在地，半天不省人事。又是姜亭富叫人把他抬到床上，给他灌了姜汤，他才苏醒过来。早已憋了一肚子火气的他，经受了这场丧妻失子的悲痛之后，满腔愤怒更像洪水溢满堤坝，随时都可能溃堤而出。 雄国兵发誓要为妻儿们报仇，敌人欠下的这笔血债，也一定要他们用血来偿还。他打算带上一支部队，悄悄里打回去，杀他个回马枪。又是姜亭富劝住了他，说敌人大兵压境，他这举动无异于以卵击石。从此以后，他这深仇大恨就再也没有机会报了。九泉之下的妻儿们会原谅他吗？
幸好人民政府把杀害他们的刽子手都枪毙了，也算是为他报了仇。要不然他又怎能对得起亲他爱他的妻儿啊！他到了九泉之下，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啊！ 还有姜亭富，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同志，是红胜县的人，她父母早亡，受尽了婆家人的薄待。红军一来，她就参加了革命。她在省委妇女部工作期间，与他接触较多。部队撤离川陕苏区，她在后面带收容队。她对他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在他悲伤和愤恨的日子里，又是他经常来看望他、安慰他。说实话，他也非常喜欢这位年轻漂亮、又热情大方的女同志。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亲密起来了。同志们也常开他俩的玩笑。
总指挥那次还直言不讳地捅破了他俩隐藏在内心的秘密。川陕省委书记不久就把她调到了省苏政府任内务委员会主席，直接在他身边工作，他俩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他们感情发展的速度也更快了。在部队三过草地的艰难日子里，姜亭富竭尽全力地照顾他、帮助他，他们终于安然地走完了长征路。可他根本没有预料到，他们一起战斗的日子竟是那么有限，他们共同生活的道路也是那么短暂。他俩奉命参加西路军，渡过黄河不久，严峻的形势就摆在了他们面前。部队在临泽被敌人重兵围困，几乎拼尽了全部人马，才为后勤机关打开了一条通道。
石窝会议以后，他正在传达会议精神，敌人来了，姜亭富呕吐着去阻挡敌人，带领同志们左冲右突，刚刚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突然，从侧面射来一梭子机枪子弹，姜亭富拍马上前，为掩护其他战友，马中数弹倒下去，把她甩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可他连看她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就拍马而去了。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后勤机关两百多人都将被敌人重新包围。过后，他真想再回到那里，再看一眼与他同甘共苦近两年的姜亭富，然后才把她埋在临泽后面的山坡上，让她永远都俯视那里的兴衰变化。可是，敌人已经完全占领了那里，他只有把她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里，经常对她说，他对不起她，她对他的恩情，他只有来世相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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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来世就要到了，雄国兵已经走完了人生的坡坡坎坎，他一辈子的恩怨情仇也不必再去追究了，就让它自然地消失吧。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再受这饿死鬼的折磨，赶快到九泉之下去和亲人们相见。他们或许能给他一顿饱饭，他想应当先去找姜亭富，她肯定还像在草地一样，给他留了最后一点青稞面，他们可以熬一锅粥，饱饱地吃一顿。然后再回到大巴山上，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妻儿们还在翘首盼望他的归去。即或颗粒无收，山上的野菜和蕨根面也可以维持生活，他们肯定又煮了满满的一铁罐，在等他回去开饭。
难道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假若有人问他雄国兵算什么？他该如何回答？那些战死疆场的同志，是烈士；那些被敌人残酷杀害在刑场的同志，是英雄；那他呢？难道是一个饿死鬼？他能这样回答吗？当年的红军已经成功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人民也已当家作了主人，现在又在如火如荼地搞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公社万岁！公共食堂好得很！这些口号都已妇孺皆知，怎么可能会有饿死鬼？他敢这样说吗？ 如果还有人问他：雄国兵，怎么搞成了这副惨状？当年跟他一同出来闹革命的人，不少都已经飞黄腾达，有将军、军长、师长、团长，有校官，有市长、有专员、局长、厅长、县长，还有书记、经理等等。他们回去时，都是前呼后拥，好不威风，犹如众星捧月一般。
想当年，他可是省主席啊，可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饿着肚子灰溜溜地回去。这到底是他无能呢，还是命中注定就该如此？解放前，人们都说国民党统治黑暗，马家军横行霸道，他根本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可如今，当年红军进行的革命早已取得胜利，解放都已经过去十来年了。他的苦日子总该熬到头了吧，怎么反而越来越糟糕了呢？难道是政府没有找他？没有管他？不，他清楚地记得，解放没多久，政府就给了他四石麦子和五十元钱的补助；那年他想回老家探亲，民政部门又给了他二百元钱，这已经很不错了。他这二十多年来，又没为人民做过什么贡献。俗话说得好，无功不受禄嘛！难道是他自己没有去找组织，没有去找人民政府吗？也不是啊，解放前他找组织找了好几次都没找到。
可一解放，他就响应号召到人民政府去登了记，填了表。他原名雄国兵，当过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现名张炳南。还详细向那些同志说明了情况。他们让他等待通知，他耐心地等待了好几年，也没有得到什么通知。他又去找县委，一次，两次，到第三次，那个胖胖的县委书记发火了，飞起一脚踢到他的肚子上，把他踢翻在地，当即就吐出了血，过后还痛了好久。那个书记凶横地骂道：“你这个熊样子，不窝坨稀屎照看看，像个老红军吗？快滚，再来胡说，我就把你抓进公安局。”从那以后，他还敢去找组织？还敢去找县委吗？就是他想去找，老伴也死活不让他去啊！这些他能说吗？他知道现在的公安局就是过去的保卫局，真把他弄进去了，还不是会背上个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肃掉。
那他革命那多年不就白干了？他吃了那么多苦不就白吃了？哎！时过境迁，既然别人不认账，也就不要再去自讨莫趣了，还是默默地回到生养他的地方吧！ 可是，当年跟他雄国兵出来那么多人，有的被敌人打死，有的被草地吞没，有的血洒戈壁滩，大多数人都不能回去了，唯独他回去。他有什么脸面见父老乡亲？那些失去儿子的母亲，那些没了丈夫的寡妇，还有那些走了父母的孩子，走了哥姐的弟妹，一群群，一队队，都来问他要人怎么办？他又该怎样回答他们？儿子们如果也来问他干嘛不早点回去救他们？妻子也说她饿得很，要他给点东西吃，他又咋办？他威风凛凛地出来几十年了，未必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回去？让敌人们耻笑：雄国兵革命成功，饿死回家；让亲人们失望：雄国兵得意而去，失意而回。
不，他雄国兵不能回去了，有生之年他就对不起巴山父老乡亲，死后更不能让灵魂去打扰他们。他们已经为革命献出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仅仅一个赤江县就有四万多人参加革命，现在既要养老，又要抚孤，担子够重的了。这里的山水草木他都熟悉，这里的父老乡亲也很友善。他虽没有了亲生骨肉，但毕竟把柏家三兄弟抚养大了。还有那不知真实姓名的两个小姑娘，也是他口积牙攒，把她们抚养成人的。他死后，这个困难时期一过，或许他们还能给他照看一下坟墓，逢年过节也许还能给他烧几吊纸钱。那时他就心满意足了，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安慰了。他像做了个梦，醒来后头脑分外地清晰。
他睁眼看看四壁，又掐指算了算日期，这是庚子年十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走完五十八个春秋的最后一天，他要记住这个日子。突然，又是一阵胃酸涌动，搅得他肝肠欲断，他痛苦地翻了下身，失去控制的身体砰地一声摔到地下，就再也没有动弹了。 雄国兵就这样悄然地死去了。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死后，没有花圈，没有吊唁仪式，没有追悼会，也没有纸钱。真是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过了好几天，邻居们发现他早已死去，便把他拖到一个沙坑里埋掉。曾是威震大巴山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最终却在异地他乡的甘肃酒泉被一撮黄土掩尽了平生风流。
又过了几年，有关部门决定在埋他的地方建立一个大型工厂。隆隆的推土机将这里夷为平地，栋栋楼房拔地而起，他的尸骨不知筑进了那座房屋的基脚？他的灵魂也不知飞到了哪里？又过了二十年，大巴山、祁连山的一些地方史志工作者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他从老红军零零碎碎的口述史中挖出来，再与浩瀚的文献史料比对印证，一个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省主席，居然沉没了几十年，也被人遗忘了几十年。在谈及雄国兵的往事时，当年曾任红四方面军总部侦察科长，建国后任军区副司令的陈将军，愤愤不平地说，雄国兵对革命是有大贡献的，解放后没有好好安排他是不对的，现在这样又不宣传也不追认他为烈士，也是不公平的。当然，不少报刊杂志也在按规定办事，不能发表雄国兵的文章，不能给他树碑立传，理由也振振有词：是英雄、烈士，应当宣传；是错杀了的冤烈，也该平反昭雪。可他雄国兵怎么定性？是什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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