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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可托洛茨基先生将现在正在爆发的战争简单总结为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我觉得托洛茨基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忽视了例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沙皇国等同盟国参战背后的真正原因。
当然，英德之间的矛盾完全出于帝国主义性质这点我并不打算反驳，但是德法之间的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因为一场小小的经济纠纷或者是因为经济市场的不协调而导致的。
德法之间的战争，其根源并非埋藏在冰冷的账本里，而是烙印在一个民族滚烫的记忆中。普法战争的幽灵从未真正离去，阿尔萨斯与洛林的伤疤，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始终在巴黎的每一个午夜隐隐作痛。固然资本的力量通过宣传加深了法国人对于德国人的仇恨，但我认为法国人的这种仇恨并不是突然产生或者完完全全是由资本所操控的。
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法国工人能够听从共产国际的调令罢工那是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而他们不但是工人，是无产阶级，也是法国人。如果从阶级立场出发，那么法国工人应该与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压迫自己的资本家们，但一个国家通常不只是阶级问题还有民族问题。
从民族立场出发，这场战争又是两个民族之间为了各自生存空间与民族荣誉的决斗。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的用阶级叙事去概括现在正在发生的这场战争，我们更应该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这场战争，并试图去解决这场战争。
我的意思不是我支持这场战争，相反的我比任何人都讨厌战争，包括现在我国对清国的战争。所以我国在尽量扩大战果的前提下尽量遵守国际公约，在尽量文明的情况下拿回原本就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朝鲜的临时指挥部内烟雾缭绕，托洛茨基看着自己手上郑清璿寄来的信件愣愣出神，托洛茨基的目光在信纸上停留了许久，指尖夹着的香烟缓缓燃尽，灰烬落在桌面上，他却浑然不觉。
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例如共产国际不应该将现在正在爆发的这场世界大战简单的总结为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但托洛茨基明白，一旦共产国际同意了这种说法，现在爆发的这场战争便会变为正义的，都是为了自己国内人民而打的战争。
他站起身，在狭小的指挥部内来回踱步，靴子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走到狭小的窗户边。外面是朝鲜泥泞的土地和一片灰蒙蒙的天。远处，依稀可见士兵们在阴雨中挖掘新的交通壕，他们的身影在灰暗的背景下如同挣扎的蚂蚁。“收回原本就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他几乎是咬着牙念出信中的这句话，语气里满是无法掩饰的讥讽。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大明用这套说辞，沙皇也用这套说辞，德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谁不是呢？
郑清璿的信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欧洲的困局，也照出了他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荒诞。他，托洛茨基，此刻不也正身处一场以“民族”为名的战争中吗？
托洛茨基转身将这封信件交给副官，“发表在大阪的第三国际报上。”
副官有些惶恐，却还是接过了这封信，他犹豫地看着托洛茨基，镜片后的眼神充满了困惑与不安。“托洛茨基先生......这……这封信的观点......”
托洛茨基转过身，从窗口的灰色天幕收回视线，“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即便我们已经身处在这样一场无可奈何的战争当中了，”说着托洛茨基向着自己刚才的位置走去一边走一边说着，“无论是法国的工人还是德国的工人都被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叙事所感染，想让他们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必须让所有人都清醒的认识到：即便战争仍在继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依然没有消散。”
副官的手微微颤抖，他推了推眼镜，声音有些发颤："可是先生，如果我们发表这样的观点，列宁同志他......"
听到列宁，托洛茨基愣了愣，这个和自己闹翻了的老友，现在又会在做什么呢？想到这托洛茨基甩了甩脑袋，从他答应和郑清璿合作的那天开始，他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托洛茨基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副官的话，而是问起来丝毫不着边际的话语：“瀛洲的工人们如何了？他们......”
副官咽了口唾沫，从随身的文件包里抽出一份电报纸，声音压得更低了，“先生，瀛洲工人苏维埃的情况很复杂，他们...拒绝罢工，为了支持这场战争，许多人自愿加班。”
托洛茨基伸手接过了那张电报，眼神复杂。这就是列宁所看不到的东西——民族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只要国家的财政大权没有受到损失且国家愿意对无产阶级做出让步，革命将会被不断地延期，人民的革命的热火将会被一步步消磨殆尽，甚至是转向右派而不是左派。
阶级矛盾会被模糊为民族矛盾，届时爆发的将不会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屠杀。
“发表吧！”托洛茨基将那份电报揉成了一团，“不用在意列宁同志的观感，所有的革命者都必须意识到民族主义在未来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内部是一个无法舍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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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赫尔辛基的街头，列宁紧裹着那件破旧的黑色大衣，匆匆穿过冰冷的石板路。他手中紧握着刚刚收到的那份《第三国际报》。民族主义？阶级矛盾的模糊性？这些话语每一个字都在挑战着他数十年来坚持的革命理论。
这简直是背叛！是对国际主义最无耻的背叛！
但一阵冷风袭来，让列宁那颗激动的心猛地冷静了下来。他停下脚步，靠在一堵斑驳的砖墙上，任由冷风刮在他的肩膀上。他重新展开那份报纸，逐字逐句地再读了一遍托洛茨基的文章。
"民族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列宁喃喃自语，声音在寒风中显得格外沙哑。他想起了几年前最后一次在大阪见到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将一份大阪的工人报告递到自己面前时高谈阔论民族主义叙事比起共产主义叙事更加容易被工人所认同时的表情。想起那几篇托洛茨基将殖民地实行共产主义必须要与当地的民族主义结合的文章。
托洛茨基看到了问题，却开错了药方。他想把民族主义这匹烈马驯服，纳入革命的车驾。多么天真！多么愚蠢！
但这篇报纸中：只要国家的财政大权没有受到损失且国家愿意对无产阶级做出让步，革命将会被不断地延期，人民的革命的热火将会被一步步消磨殆尽，甚至是转向右派而不是左派。阶级矛盾会被模糊为民族矛盾，届时爆发的将不会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屠杀。这几个字仿佛带着冰碴，刺痛了列宁的双眼。
他不得不承认，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托洛茨基的这番话像是最锋利的刀刃一刀就捅到了革命最柔软、最容易溃烂的腹部。
工人们不再将枪口对准真正的敌人，而是因为肤色、语言和国界而相互仇恨时，那便是无产阶级最大规模的、最可悲的自我毁灭。
"该死的托洛茨基......"他低声咒骂，但声音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现在一个比起鼓舞工人阶级推翻暴政更加困难的事放在了列宁的面前——未来在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主政的国家以后，该如何化解国内的民族矛盾？
列宁将那份皱巴巴的报纸死死攥在拳心，指关节因用力而发白。化解？不，民族矛盾是无法化解的。它不是一道算术题，可以用理论和公式去求解。它是一种情感，一种根植于血脉和历史的集体癔症。只要一个群体还认为自己是“我们”，并因此将另一个群体视为“他们”，这种病毒就会永远潜伏在无产阶级的躯体里。
这个问题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忽然想起了高加索，想起了斯大林，那个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也曾就民族问题写过文章，但他那些生硬的、将民族定义为“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条条框框，在此刻看来是多么苍白无力。
那不过是在给一个幽灵画素描，却妄图抓住它的实体。
“殖民地的共产主义，”列宁不断在脑中思索着，按照共产国际的思维——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首先爆发在欧洲。但托洛茨基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温和的爆发在远东的殖民地上，也可以通过宣传不经过暴力手段便将社会转化为无产阶级社会。
但这样的革命势必会保留大量的民族主义色彩，现在的托洛茨基就是在试图驯化这样的民族色彩，试图将民族主义纳入到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中。
但民族主义不是狮子，它不是一种可以被圈养、被投喂、被安抚的野兽。它是瘟疫。是霍乱。你不能驯化一场瘟疫，你只能烧毁它所污染的村庄，用石灰和烈火将病菌彻底埋葬。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身份认同。任何胆敢与之争夺信徒的偶像，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传统，都必须被砸得粉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外科手术，为了拯救整个躯体，切除癌变的器官时绝不能有丝毫犹豫。
想到这里，斯大林那张布满痘痕、神情阴郁的脸再次浮现在列宁的脑海中。
是的，斯大林的理论文章是那么的笨拙，像个小学生在模仿大师的笔触。但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理论的优美一文不值。
列宁虽然情感上认为托洛茨基已经投降了敌人，但是他在理智上却又不得不思考托洛茨基现在到底是在做什么。根据托洛茨基所说：明帝国愿意将整个瀛洲化为社会主义社会，换取托洛茨基的支持。但列宁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在这背后藏着的是无产阶级根本支付不起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