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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从汉方本草到兰学实证的认知演进
（一）江户时代的汉方承袭
1. 名称与传入路径
日本最早记载绞股蓝的文献是贝原益轩的《大和本草》（1709年），称其为“甘茶蔓”（アマチャウラ），注明“唐土（中国）传来，叶甘可煮茶”。该名称源于其叶片甜味，与中国《救荒本草》“叶味甜”的记载呼应。1784年，小野兰山在《本草纲目启蒙》中纠正此前混淆，明确区分“甘茶蔓”与葡萄科的“五叶茑”，指出前者“卷须与叶同侧，茎有细毛”，与绞股蓝形态特征一致。
2. 功效记载的本土化
江户汉医将绞股蓝纳入“利尿剂”范畴，《质问本草》（1826年）记载其“煎服治淋证，叶代茶消痰”，这与中国《植物名实图考》“化痰止咳”的功效相似，但更侧重泌尿疾病。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将其与樱花同煮，制成“甘茶樱汤”，用于缓解春日过敏，体现日本独特的“季语”文化应用。
（二）明治维新时期的科学转向
1883年，德国植物学家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在《日本植物志》中首次对绞股蓝进行拉丁学名命名（Gynostemma pentaphyllum），其标本采自长崎出岛。同期，东京大学药学科开始研究其皂苷成分，1913年发表《甘茶蔓之有效成分》，发现其含有与人参相似的三萜类化合物，这为后来“南人参”的称谓奠定科学基础。
二、朝鲜半岛：东医体系下的“高丽参草”叙事
（一）朝鲜王朝的本草记载
1. 《东医宝鉴》的间接关联
许俊编撰的《东医宝鉴》（1610年）未直接记载绞股蓝，但在“五叶参”条目下描述“岭南产者，叶五出，味甘温，补五脏”，现代考证认为可能指向绞股蓝。1759年，洪大容在《医方考绳愆》中明确区分“五叶参”与“乌蔹莓”，指出前者“茎细如丝，蔓延山林，朝鲜三道（平安、咸镜、江原）有之”，与朝鲜半岛野生绞股蓝分布一致。
2. 民间医书的功效拓展
19世纪朝鲜医家李济马在《东医寿世保元》中提出“绞股蓝属土性，补太阴脾经”，将其纳入四象医学体系，用于“太阴人”的气虚调理。这一理论突破中国本草的经验描述，赋予其体质医学的独特定位。
（二）日据时期的文化博弈
1910年后，日本在朝鲜推行“皇民化”政策，绞股蓝被纳入“日韩共通药材”体系。1934年，朝鲜总督府编写的《朝鲜产药用植物》将其命名为“高丽参草”，刻意关联人参文化，试图消解其本土属性。但民间仍保留“?????”（意为“山参藤”）的称谓，延续独立的认知传统。
三、早期认知的关键差异与共性
维度 日本文献特点 朝鲜半岛文献特点
命名逻辑 强调口感（甘茶）与形态（蔓生），科学命名早 侧重功效类比（参草），融入本土医学体系
功效侧重 利尿剂、化痰→现代保健茶 补气健脾→四象医学体质调理
文化关联 与茶道结合，形成“甘茶”饮食文化 与人参并置，构建“南北滋补”地域叙事
学术范式 19世纪引入西方植物分类学，重实证分析 固守东医理论框架，强调性味与脏腑对应
共性：均通过中国本草文献（如《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间接认知绞股蓝，早期记载存在与近缘植物的混淆，19世纪后受西方科学影响转向精确分类。
四、跨文化互动的典型案例
1. 长崎贸易的知识中介
17世纪起，中国商船将绞股蓝药材带入长崎，荷兰商馆医生恩格尔贝特·坎普弗（Engelbert Kaempfer）在《日本志》（1729年）中记载：“唐人用此草代参，长崎华侨种于庭园”。这一记录成为日本认知绞股蓝滋补功效的关键来源，后被《和汉三才图会》（1712年）转引。
2. 医书传播的路径差异
- 日本：通过《本草纲目》训点本（林罗山校订，1637年）接触绞股蓝知识，侧重实用本草学；
- 朝鲜：主要通过《救荒本草》朝鲜刻本（1596年传入）认知其食用价值，后结合《东医宝鉴》发展药用理论。
五、现代早期认知的遗产
1. 日本“甘茶”产业的先发优势
基于江户时代的茶饮传统，1908年日本三井物产开始规模化生产绞股蓝茶，采用“蒸青-揉捻-烘焙”工艺，产品远销东南亚。这一技术路径影响中国平利后来的制茶工艺。
2. 韩国“高丽参草”的品牌重塑
1990年代，韩国将绞股蓝开发为“高丽参伴侣”保健品，宣称“皂苷协同增效”，利用人参国际品牌效应提升绞股蓝附加值，2023年相关产品出口额达1200万美元，主要市场为美国、东南亚。
结语
日韩对绞股蓝的早期认知，本质是中国本草文化海外传播的变奏版——日本通过兰学完成从汉方到科学的转向，朝鲜半岛则将其融入东医体系，形成独特的地域叙事。这种“同源异流”的认知路径，既反映东亚草药文化的统一性，也揭示不同民族在接受外来知识时的主体性创造。当绞股蓝在现代成为“东方草药全球化”的典型案例时，其早期在日韩的认知史恰是一部微观的跨文化知识迁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