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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喜特人将侵占的土地分配给本族的朝臣、贵族和官吏，这些人成为大地产私有者并被免除赋税、徭役和兵役。
神庙也获得了相当多的这种土地。加喜特国王禁止各级政府机构破坏大地主的这种特权，从而使这种地产成为享有治外法权和不受任何控制的地产。
为了保障这种特权，他们在地产的边界竖立起界碑，上面刻有国王赏赐地产的敕令。这种界碑被称为“库都鲁”。
界碑的右面或上部刻有神像，如以圆盘象征太阳神沙马什，以月牙象征月神辛，以锄头象征马尔杜克；界碑的左面或下部刻有铭文，多为王授土地的情况。
这些界碑不仅仅是一种物理标志，更是一种象征。它们代表着加喜特人对土地的占有和统治权力的象征。
通过在界碑上刻上神像和铭文，加喜特人向外界展示了他们的权威和地位。
这些界碑的存在，使得加喜特人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和保护。
当人们看到这些界碑时，他们可以通过视觉感受到加喜特人的统治力量。
界碑上的神像和铭文，以及刻在上面的国王敕令，都是加喜特人对土地的占有和统治权力的象征。
这些符号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表达。它们向外界传递了加喜特人对土地的渴望和决心。
除了视觉上的感知，人们还可以通过触觉来感受这些界碑的存在。
触摸着这些坚硬的石头，人们可以感受到加喜特人对土地的执着和珍视。这些界碑不仅仅是一种标记，更是一种守护。它们守护着加喜特人的土地所有权，守护着他们对土地的统治权力。
加喜特人的到来，为两河流域带来了政治秩序与和平统一的新局面。
特别是在中后期，两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当时的巴比伦、尼普尔和西帕尔等城市已经相当繁荣，展现出了勃勃生机。
公元前14世纪，巴比伦城成为了享有特权的自治市，免除了赋税义务。
这一举措使得巴比伦城得以在经济上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为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大约公元前13世纪中叶，尼普尔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巴比伦尼亚城市也获得了这种特权。
这些城市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文化、宗教和语言文字等方面。
加喜特人来到两河流域后，他们全面接受了这里固有的文化、宗教和语言文字，并迅速闪米特化。
加喜特统治者鼓励收集和编纂巴比伦尼亚的宗教文献，并为其神灵建造神庙。
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巴比伦尼亚的文化内涵，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然而，除了育马和造战车外，加喜特人似乎没有给巴比伦文化留下什么痕迹。
这可能是因为加喜特人在征服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而对巴比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尽管如此，加喜特人的到来仍然对两河流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加喜特王朝是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在这个体系中，国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和决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