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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布等大臣附和向太后：“章相公说得太过分了，端王素有贤名，适合继位。”
章惇据理力争：“立君是大事，关系到大宋江山社稷！端王每天就知道踢球、画画，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皇帝？”他跪在地上，“太后三思啊！若立端王，大宋危矣！”
向太后根本不听，强行下旨：立端王赵佶为帝，即宋徽宗。章惇气得浑身发抖，却无能为力。
徽宗继位后，向太后趁机打压章惇，把他贬为越州知州。章惇离开京城那天，新法大臣都不敢来送行，只有几个老部下偷偷在城外给他塞了些盘缠。
“大人，您为什么非要反对立端王？”老部下不解，“明哲保身不好吗？”
章惇叹了口气：“我是宰相，要对大宋江山负责。端王确实不适合当皇帝，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江山毁在他手里。”他望着汴梁的方向，忧心忡忡。
越州任上，章惇依旧勤于政务。他发现当地赋税不均，就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多少收税，让富户多交税，贫户少交或不交。富户们联名告到京城，说章惇“搜刮民财”。
徽宗本就对章惇不满，立刻下旨把他贬为潭州知州。不久后，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和当年的寇准一样，被流放到了南疆。
雷州的条件比越州艰苦得多，气候湿热，瘴气弥漫。章惇带着家人来到雷州，住在简陋的民房里。当地百姓听说他是被贬的宰相，都来看热闹，有人还扔石头骂他“奸臣”。
儿子章援气得要去找人理论，被章惇拦住：“百姓不懂内情，随他们去吧。我们只要清清白白做人，就行了。”
章惇在雷州没有消沉，他教当地孩子读书，帮百姓看病，很快赢得了百姓的尊重。
有一次台风来袭，他带头加固堤坝，差点被洪水冲走。
百姓们感动地说：“章大人真是个好官啊！”
第四章 奸臣标签的千年沉冤
崇宁元年，蔡京拜相，开始大规模迫害旧党和新法中的异己。他把章惇列为“元佑党籍碑”中的奸臣，污蔑他“诋毁先帝，动摇国本”，又把他贬为舒州团练副使，安置睦州。
章惇此时已经七十多岁，身体越来越差。接到贬谪诏书那天，他正在院子里种蔬菜，咳嗽得直不起腰。儿子章援哭着说：“爹，蔡京太过分了，我们上书辩解吧！”
章惇摆摆手：“辩解无用，历史自有公论。”他看着自己种的青菜，“你看这菜，不管别人怎么说，该长还是要长。做人也一样，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
同年十一月，章惇在睦州去世。消息传到京城，蔡京不许为他立碑，不许入葬祖坟，还下令销毁他的所有着作。章惇的家人只能偷偷把他葬在睦州的乱葬岗，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但百姓们没有忘记章惇。陕西的茶农每年都会祭拜他，感谢他当年改革茶法；河湟地区的百姓把他的画像挂在家里，纪念他收复失地的功绩；雷州的百姓为他修建了一座小庙，虽然不敢叫“章公祠”，但香火一直不断。
靖康之变后，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后，人们开始反思亡国的原因，有人想起章惇当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话，无不感叹章惇有先见之明。
宋高宗在临安称帝后，大臣李纲上奏：“章惇虽然专权，但新法有可取之处，他反对立徽宗也是正确的，请求为他平反。”
但高宗顾及向太后的颜面，没有同意，只是允许章惇的家人把他的遗骸迁回祖坟安葬。章惇的儿子章援捧着父亲的骨灰，一路从睦州迁回福建浦城，沿途百姓自发祭拜，哭声不断。
绍兴年间，史学家李心传编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详细记载了章惇反对立徽宗的经过，评价道：“章惇之议，虽出于私怨，然端王的确不君，其言有可取者。”
元朝修《宋史》时，脱脱等史官受旧党影响，把章惇列入《奸臣传》，说他“性残忍，好报复，终至于败”。这个评价影响了后世几百年，章惇的奸臣标签就此定型。
但民间对章惇的评价却不一样。说书先生在讲宋史时，会说他“变法强国，却遭贬谪”；陕西、河湟等地的百姓，一直把他视为恩人。明朝时，有个叫郎瑛的学者在《七修类稿》中写道：“章惇虽被称为奸臣，然其功不可没，河湟之复，茶法之改，皆利国利民之举。”
清朝乾隆年间，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为章惇鸣不平：“章惇之事，多有可议者，然其才略过人，有功于国，列入奸臣传，未免太过。”他还指出，章惇反对立徽宗，是“有识人之明”。
第五章 历史尘埃的功过昭彰
民国时期，历史学家陈寅恪研究宋史，认为章惇是“宋代有为之臣，其变法之功，不亚于王安石”。他在《论再生缘》中写道：“章惇之奸，多为后世偏见所致，观其行事，实为社稷着想。”
1949年后，史学界对章惇的评价逐渐客观。历史学家邓广铭在《宋史十讲》中说：“章惇是新法的坚定推行者，他的改革措施促进了宋代经济的发展，河湟开边更是扩大了宋朝的疆域，这些功绩不应该被忽视。”
如今，在章惇的故乡福建浦城，修建了章惇纪念馆，展示他的生平事迹和改革措施。纪念馆里有一幅巨大的《河湟开边图》，描绘了当年收复河湟的盛况；还有陕西茶法改革的实物展，包括当年的茶税账本和茶具。
每年都有很多历史学家和游客到纪念馆参观。有个来自陕西的茶农，捧着自家产的茶叶，在章惇的画像前鞠躬：“章大人，我们陕西茶农没忘记您，现在我们的茶叶卖得很好，日子过得很红火。”
在河湟地区，当地政府重修了当年章惇设置的城堡遗址，立碑纪念“河湟开边”的历史。碑文上写道：“宋哲宗元符年间，章惇主持河湟开边，收复失地两千余里，促进了民族融合，功在千秋。”
雷州的百姓也重修了当年的小庙，正式命名为“章公祠”。祠堂里的香火很旺，当地百姓说：“章大人在雷州教我们读书，帮我们修水利，是个好官，我们不能忘记他。”
历史学家们通过研究大量史料，还原了章惇的真实形象：他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为了推行新法不惜得罪权贵；他有识人之明，看出了宋徽宗的无能；他有军事才能，收复河湟扩大了宋朝疆域；他虽然性格急躁，手段强硬，但一生清廉，没有贪污受贿的记录。
当然，章惇也有缺点，他打击旧党过于严厉，甚至牵连无辜，这是他不可否认的过错。但把他列为“奸臣”，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章惇的真实故事。在历史教科书里，他不再是简单的“奸臣”，而是被描述为“北宋着名政治家、改革家，新法的重要推行者”。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用“忠臣”“奸臣”来标签化，而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他们的功与过。
夕阳下，章惇纪念馆里的画像静静矗立，画像上的他目光坚定，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委屈与不甘。历史的尘埃终会落定，公道自在人心，像章惇这样被误读的历史人物，终将在岁月的长河中，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