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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中丞大为感慨，其人目光从钱唐身上收回，然后看向了其他几人，在略过李清臣和吕常衡后，自然而然的落在了秦宝身上。
钱唐他是不指望了，秦宝便是这里唯一一个出身较低的年轻人物，而且此人武艺之卓绝，修为之开阔，性格之耿正，才思之敏捷，也是他素来看重的。
但莫名的，曹皇叔又想到了那个张三郎，然后强行压住了那股冲动。
他害怕了。
毕竟，国家用人之际，不管是因为老母还是如何，秦二郎的表现已经超过了许多人，完全对得起他的那个职位，而要是这个年轻人也拒绝了自己，是不是又要凭空将一个人才推出去？
正月底，春耕正盛，关陇的罢耕危机也到了最艰难的份上，而随着一次靖安台少壮派的集体进言，曹皇叔终于……妥协了。
他重申了先帝晚年那段特殊政策的合法性，保证不因私奴的征调而更改土地的授田，但同时要求加速从严的征调私奴，并委任了自己数名义子，或出任关陇地方官，或升任巡检，带巡骑在关陇陕洛一带大肆寻查庄园，发遣奴籍转军籍。
这件事情，整体上被认为是段尚书那些人的胜利，自东都本地开始，也赶紧进行的补种……但曹皇叔后来的举措，还是引发了触动，正如这位皇叔自己吐槽的那般，段尚书直接在南衙鼓动公正廉洁的骨仪骨尚书去靖安台抓人，就是死死揪住了这群太保丢失了皇后的大罪过，弄得南衙内部的中间派们也有些摇摆。
但很快，曹皇叔就公开公正的提出了东境彻底糜烂，要防止河北和中原重蹈覆辙，再加上很多官员在之前半年的动乱中表现不佳，应该大肆发遣关陇子弟，出任地方和军中，并大肆提高这些地方官的权限，方便他们剿灭盗匪。
曹中丞甚至当面问了段尚书，上次他保下的那个李四在何处，能不能做一任武安太守？
那个太守，出缺快大半年了，江都一直不管，也只好东都来做了。
这一拳打的段尚书等人当场懵逼，而后续随着消息莫名飞遍了都城，这些人也立即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做恶人，也不好再追究什么皇后了。
便是曹皇叔自己也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一直尝试恪守的臣节，随着这些人事任命与地方官的权限扩大化，也出现了一丝动摇。
但那又如何呢？
所行既公，何惧其他？
到了二月上旬，首先是做出了一点军队与地方官制度上的改变。
南衙公文里明确提出，在剿匪过程中，军队的行军总管或者一卫大将军，有权力约束行军地方上的太守、通守们，而太守、通守们有权力指挥境内单独的屯军中郎将。
与此同时，允许太守和通守们指挥部队越境剿匪，相互协助剿匪。
同时，大幅度提高郡卒的限额，并在都尉、中郎将以下设立校尉，领兵以千人为制。
允许被匪患隔绝的州郡，自行处置仓储。
并要求靖安台东镇抚司的驻地黑绶们，立即扩充马力，相互联络，每旬将各郡的治安、人事、天时情况发给邻郡与东都，最起码也要发给就近的陪都朱绶或者军事大营里的将军们。
总体而言，这是一个战时的临时政策，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和军队的权力与便利性。
紧接着，是许多人都得以升官加爵。
其中：
赋闲在家的罪人李定出任武安（红山河北一侧）太守；
钱唐出任平原通守；
丢了皇后的罗方出任冯翊（关西仅次于京兆、挨着潼关和河东）太守；
丢了皇后外加半只手的薛亮出任扶风（京兆西侧）太守；
秦宝入南阳军中为一支新的奴籍发遣军校尉；
李清臣出任淮阳（梁郡西南的中原大郡）都尉；
吕常衡补汲郡都尉。
而随着鲁郡大胜的消息传来，复加张须果东境行军总管，加张长恭代鲁郡守。
这当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余诸如什么填充六部，开放诸寺、监清贵职务，数不胜数，连柴常检都稀里湖涂的成了什么淯阳通守，承担起了给南阳平叛押送粮草的工作……看来他在东都守着字画安度晚年的想法是很难了。
唯一的巨大争论在于梁郡那个烂摊子，具体来说是如何处置梁郡太守曹汪，以及如何协调江都和地方的关系赎回皇后。
这件事情，因为皇后的特殊身份，以及以及梁郡那里即便是被掏空了、反了半个郡，也还有着巨大富庶的地盘和六千屯军、数千郡卒的诡异情况，形成了一个让人如嚼鸡肋的感觉。
从而陷入到了注定无解，也似乎就准备这么无解下去的混乱场面。
反正，还有江都的使者和地方的官吏，以及一个莫名栽了锅的淮右盟在那里与逆贼张三掰扯。反正看样子张三是不准备伤害皇后的，那只要皇后能活着到江都，谁还管其他呢？
不过，这些全都不耽误其他的任命被发出，各路豪杰奔赴各处……这似乎也有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舍昼夜之态。
至于说途中遗散的数万宫人、内侍，就似乎更像是历史车轮驶过去以后，留在泥坑里的半只靴子一般，连看都没人看了。
二月，东都和梁郡的雪都化了，但晋地山间背阴处，依然还有些积雪，就是这种情况下，白有思一人一剑一马，进入了太原城。
PS：感谢鹧鸪山人曲中求老爷的上盟，这是位老书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