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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权力从来就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举个例子，一个60人的班级，是一定需要班长和副班长的，没有这两个职务，很多工作就无法顺利开展。
这与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人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
各种政治制度的区别，就是争论到底谁来担任这个班长和副班长，仅此而已。
西方所调的“自由民主”认为，政府不应该去担这个班长、副班长，要全部放给民间自决，只要这个班级每年把上交国家的税收缴足，就可以了。
因为政府没有担任班长、副班长，自然就不用承担相应的义务，出了事民众你也别怪政府。
于是，西方世界就出现了很多让国人不可理解的行为:
“救灾是社会主义陋习”、“警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自己”、“社会治安差，那你不去治安差的街区不就行了”。
但是，人性决定了必须要班长、副班长，但政府又不管，那该怎么办呢？
就只能由其他力量来填补政府留下的权力空缺了，于是，资本家、地主、乡绅、黑社会、黑帮，跟着应运而生。
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没错，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皇权不下县”
将基层治理完全甩给政府以外的其他力量，只要缴足每年的钱粮税赋就可以。
为了减少基层将矛盾层层上报，政府还会有意识地提高法律成本，比如以民告官先罪加一等、比如官府吃完被告吃原告、比如县衙下一次乡村，成本都要当地共筹，等等。
美国人现在玩的就是这一套，多如牛毛的法律条文，天价的律师费，不知让多少普通美国人选择知难而退、忍气吞声。
同样是弱势政府，中国古代和现代西方还不一样。中国古代是想管，只不过技术条件太落后了，政府实在负担不起强制下县的成本，只能选择隐忍。
但即便如此，中国古代时不时还是会发点雷霆之怒。
比如哪个地方要是出了鱼肉乡里的恶霸，又没有背景，县衙就会以各种名义直接将其打死，有时甚至连法律程序都不走。
现代西方则完全不一样，技术条件已经成熟，政府也有能力覆盖成本，如果一定要下县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只不过，西方政府本来就是资本家、地主、乡绅、黑社会在背后支持的，这些力量自然不可能同意政府扩权，侵占自己的利益。
因此能看到，每当西方政府想要扩权的时候，就会面临来自既得利益者强大的反对声音。
再加上西方都是选举社会，一个任期也就几年，还有连任的压力，这就导致绝大多数的政府扩权法案，根本就执行不下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对外是很有权力的，几乎一言九鼎，可是对内，它与一个州长没太大区别。
以上这套政治运行体制就是人类的常态，直到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
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依靠的完全是人民的力量，没有从其他利益集团手里拿任何好处。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可以毫无顾忌、毫无心理负担地对官僚资本、地主、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毒品、歧院，进行强力打击。
等把这些反动力量扫除干净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顺利填补了他们留下的权力空间。
村要分组，组有组长，村有书记、村长，乡镇有党委、政府、人大三套班子。
到了县城，就是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五套班子齐全，与中央的权力设置没什么两样。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深入到最基层的党组织，在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才能动员起亿万人民，齐心协力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所有的一切都在学过的政治书上。
谢光阴从读书时候的公知变成粉红，虽然的确有各种小问题，但是大方向是正确的，也在不断地改善，有些人就盯着一些小问题不放，不理解不尊重。
为什么部分发达国家的治安会比中国差很多？
因为我们有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