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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忬十分为难。他不想将心爱之物拱手相送，但又不敢得罪严嵩父子。于是，经人提醒，请了一名黄彪的画师进行摹造。
其后，王忬把《清明上河图》的赝画进献给严嵩父子，总算逃过一劫。
起初，严嵩父子并不知此画为赝画，将之视为至宝。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装裱匠汤臣，借此事向王忬索贿。但王忬不允。
汤臣因此怀恨在心，遂向严嵩父子告发作伪一事。严嵩父子痛恨王忬，后来寻机诬陷王忬，将他问斩。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难发现，为了应对严嵩父子的巧取豪夺，王忬找人摹造《清明上河图》，实出于无奈。对此不宜苛责。
更值得注意的是，黄彪摹造的长卷，竟然能以假乱真，瞒过严嵩父子的眼，不也证明其画的画工，不在张择端之下？
第二则故事，是说这些“伪好物”，通过种种渠道，成为清宫典藏的一件事。
史书有载，康熙皇帝在六十岁生辰之时，曾收到大量臣子进献的名家书画，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驹等人的作品，赫然在列。
这些作品中，充斥着大量伪作——尤其是“苏州片”，算不得真古董，但康、雍、乾三朝皇帝，却对之极为重视。
比如，康熙命人对着《汉宫春晓图》的“苏州片”作品，进行仿制；
雍正着人按“苏州片”的图式，又制了一件“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
乾隆对“苏州片”中出现的母题、风格赞誉有加，下令宫廷画家进行临仿，从中觅寻“仿古”的灵感。
可以说，“苏州片”成了清代“院体画”中的一个风格来源。
那么，“苏州片”的图式、风格是怎样的呢？
以“明四家”中的仇英为例。
原来，明人项元汴，富于收藏，成为一时鉴藏名家。他曾提供书画，让职业画家仇英学习临摹。
在这个过程中，仇英一边临摹古画，一边揣摩个人风格，创作出《汉宫春晓图》《长信宫词》等名作。
由于“明四家”名头太响，引领风雅品位，他们的题材、画风，便成为职业画家的模仿对象。一部分文人画家，也极力效仿“明四家”，并冠以其名，出售自己的作品。
昆山曾有一周姓富商，请仇英创作《上林图》献给母亲做寿，无形中开创了一个新的题材。
后来，《上林图》被大量“复刻”，传播甚广。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新题材的接受度极为广泛。
审视过往，“苏州片”因数量优势与强大的流通量（就连项元汴本人，也购藏了很多苏州片），承载了题材、画风的具象信息，并进入清廷皇帝的视野，对清宫“院体”风格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揆诸当下，“苏州片”已被载入古代绘画史，其中不乏佳作名品。对于这部分“伪好物”，其所蕴含的历史人文、审美旨趣，不应被忽视。
“时移世易，理自然也”，今我来思，伪好物，亦有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