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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丁配备德制磅秤，常在湍急河段故意“失手”将烟土落水，再以“补税”名义加倍勒索。1930年宜宾船帮罢工抗议，刘宏彩调集机枪船封锁码头，逼船老大们跪在甲板上生吞鸦片膏谢罪。
刘家不但向商家收销售税，还向吸食鸦片的人收税。
商行“双轨制”：持“官督商办”牌照的烟馆（如“福寿堂”“云霞阁”）按月缴纳营业额30%，私营商号则需多缴10%“风险金”。
向烟民收取“人头税”：在瘾君子聚集的袍哥码头，税警用特制烙铁在烟民手臂烫“税”字印记，每月初一向税所报到缴200文“烟枪捐”。据说，泸州“醉仙楼”曾藏匿未烙税印烟民，刘宏彩命人将掌柜绑在烟榻上，用烧红的烟枪刺穿其双颊。
还有不能不说的“经纪税”，经纪税杠杆上“开花结果”的项目更多。
经纪税是刘宏彩对商业交易中间人（经纪人）征收的税费。民国时期，四川农村交易依赖经纪人撮合（如粮食、牲畜买卖），刘宏彩借此垄断市场并抽税。
征收方式分为牌照费（经纪人需高价购买“经营许可证”，否则被禁止从业）、交易抽成（每笔交易需向刘宏彩上缴一定比例佣金）、罚款勒索（以“违规交易”为名，对经纪人随意罚款）等多种形式。
刘宏彩掌控鸦片贸易全流程，形成“种—产—运—销”的暴利闭环。
鸦片泛滥导致社会沉沦，底层民众因吸毒家破人亡，劳动力锐减。
刘宏彩通过控制经纪人间接操纵市场价格，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抬高日用品售价。
农村商品经济被扼杀，农民在交易中遭受二次剥削。
刘家的这些垄断闭环“经营”，绝对少不了暴力支撑?。
生产端监管，刘宏彩强征农民组建“护烟团”，每村须按田亩数提供壮丁供他驱使： 种植户每日劳作前须集体背诵《种烟三字经》：“刘司令，活菩萨，种烟土，保全家……”
· 各村设“烟苗观察哨”，凡私留粮食种子者，以“通匪”罪当众剥皮！
在险要山道铺设“税轨铁路”——用生铁铸造带锁链的轨道，货车需缴纳“解锁费（买路钱）”才能通行。
销售端垄断?， 制作“官土认证”火漆印，凡未盖印的私烟视为“敌产”，吸食者可当场击毙。
在烟馆内设“税警雅间”，穿制服税吏与黑帮头目同榻抽税，每口烟吐向特制银盘冷凝后称重计税……
这一切都造成了社会崩坏： 劳动力毁灭性折损?、基层治理异化?、生态灾难?。
屏山县大乘乡17-45岁男性中，73%因吸毒丧失劳动能力（1932年《川南民政厅调查报告》）； 纺织业重镇南溪县出现“鬼市”：寡妇们夜间在坟场交易，用亡夫陪葬的烟膏换糙米。
学校改设“烟土算术课”，儿童学习用烟秤计算税率；地方法庭推行“烟土赎刑”：杀人犯缴纳50斤烟膏可免死刑，强暴犯缴20斤可销案底。
古蔺县出现“毒土”：连续七年种植鸦片的地块寸草不生，雨后渗出黑色毒液；长江支流频现“烟鱼”：鱼群因吸食江水中的鸦片残渣翻肚漂流，渔民捞起即染毒瘾。
支撑这一切的，是税权与军权的媾和?。
刘宏彩将鸦片税收转化为军事实力，形成恐怖循环：· 烟税40%用于购买德制毛瑟步枪武装“税警总队”； 25%贿赂政府要员获取“剿匪”名义；20%资助弟弟刘辉文在西康扩军； 剩余15%通过瑞士银行购买金条，浇筑成“税神像”供奉在司令部（1949年被解放军熔毁充公）。
这种“以毒养兵、以兵护毒”的模式，使得川南地区彻底沦为“黑金炼狱”，直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期，才在农民挖出的数千斤烟膏灰烬上重建良田。
如果仅仅是这些，还不至让江河这个两世为人的重生者恨之入骨。
除了横征暴敛，刘宏彩还有更加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