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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的税官拖着黄铜大锁挨家踹门，铁链子哗啦啦往锄头把上缠："一把锄头年捐五角！家里凑不出十把的，拿婆娘的银簪子抵账！"
农民赵铁柱缩在土墙根，眼睁睁看着祖传三代的锄头被扔进麻袋——爹咽气前刻在木柄上的"勤"字，正叫官靴碾进泥巴里。邻村王麻子鸡贼，把锄头塞进猪圈粪堆，第二天祠堂墙上就贴着告示："私藏农具的，按三倍加税！"
农民李二牛去年缴完锄头捐，八把锄头只剩光秃秃的木棍。他找了块尖石头绑在木棍上，硬是当锄头使。却被官差骑着马踏进青苗田里，马鞭子甩得啪啪响："刘老爷发话了！不用铁锄头种地，每亩地多收两斗粮！"
村东张二娃跪在干裂的田里刨土，十根手指头血糊糊的。她连木棍锄头都缴不起，只能用手扒坑种红薯。税吏的算盘声隔着半条田埂都能听见："用手刨土算偷懒，偷懒的每天罚三十个铜板！"
小满那晚，油坊地窖飘着股苦楝树皮熬的墨臭。二十三个庄稼汉蘸着血按手印，李二牛瞪着通红的眼珠子念借条："跟官家借锄头用一天，还一升新麦子。锄头磕了碰了，拿自家地契抵债......"
几个老农蹲在门槛上抽叶子烟，税吏王麻子拎着算盘闯进来。
"赵老蔫！你家三把锄头的捐钱拖半个月了！"王麻子一脚踢翻竹凳。
赵老蔫哆嗦着摸出两枚银角子："王老爷，今年大旱，麦子全焦了……"
"焦了？"王麻子扯开算盘冷笑，"抗旱附加税就是治这毛病！再缴不出，把你家水牛牵去抵债！"
角落里李二牛突然摔了茶碗："牛都没了还咋犁地？你们这是要人死！"
王麻子掏出手枪拍在桌上："刘司令说了，饿死是小事，税收是大事！"
没有锄头、不用锄头，照样扒你三层皮。
眼瞅着要插秧，刘家丈量队扛着铁秤进村了。
赵铁柱被按在打谷场上，官差举着断成两截的祖传锄头过秤："敢毁铁器？每两铁罚二钱银子！"铁柱瞅着秤杆上的星子直打晃——这哪是罚银，分明是要人命呐！
（据《四川军阀田赋考》记载，刘某彩1930年在大邑县征收"锄头捐"达47万银元，同期"懒税"占农民总赋税28%；《安仁镇志》载1931年沱江浮尸案中，捞起带"勤"字锄头97把，皆系抗税农民自沉农具）
“懒税”是刘宏彩以“惩罚懒惰”为名，强迫农民种植罂粟（鸦片）或从事其他劳动的一种税收。若农民不按刘宏彩的要求种植罂粟或未完成指定劳动，则被认定为“懒惰”，需缴纳高额罚款（即“懒税”）。
当时，四川军阀为筹措军费，默许甚至鼓励鸦片种植。刘宏彩作为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表面上负责禁烟，实则通过强制农民种植罂粟并征税敛财，形成“以毒养权”的恶性循环。
刘宏彩要求川南农民必须种植罂粟，拒绝者除了被扣上“懒农”罪名，每亩地还要缴纳高额罚款；同时向种植户征收烟苗税、烟土税、经纪税等，形成“种烟交税、不种交罚”的利益循环。
有了生产，就有了贸易，刘宏彩又以低价垄断鸦片贸易?：农民被迫以市价1/3将烟土卖给刘家商行，否则以“走私”罪名没收土地。
1931年清明，川南山区飘着股甜得发腻的怪味。刘宏彩手下的马三刀带着人扛着大铁秤进村，秤钩子上吊着几根半死不活的麦苗。
"奉刘老爷命令，种麦子的都是懒鬼！"他踩着老农赵大夯的后背，把秤砣砸进刚结穗的麦田："一亩地收三块懒汉钱，你这五亩地得交......"
十五岁的赵家闺女死死捏着镰刀，手指节都发白了——去年她爹就因为在裤腰带里偷偷留了麦种，被捆在鸦片地里逼着灌了三天大烟水，如今坟头草都半人高了。他家的田埂上插满了"禁种粮食"的木牌子，雨水把红漆冲成一道道血印子。
到了立夏，王家祠堂墙上糊了告示：十六岁以上的汉子都得去刘家烟厂扛烟土，敢不来就算懒汉。王二柱把病得起不来炕的老娘藏进红薯窖，收税的已经拍门了："你家三张嘴喘气，每月得交九毛人头钱！"
村西头李寡妇的房子被拆了房梁抵债——她三个儿子被抓去运大烟，俩月前连人带骡子全摔死在鹰嘴崖下。保长蹲在破墙头上抽旱烟："刘老爷心善，准你们用大烟膏抵债。"
这个时候的刘宏彩就是这里的天、这里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