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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嘈杂喧嚣，而在大秦国内，也同样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原有的小农经济发生新的异变。
这要是搁在过去，东、西方交流虽然也存在，但由于交通不便、路途遥远等原因，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七八年的时间，相互影响慢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那个时候，天下人的温饱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关注外面的世界。
然而，自从大秦横空出世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天下人过得并没有比以前好多少，贫富差距甚至还在逐渐扩大，但大秦推行的一些政策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大秦普及了教育，开启了民智。这使得大多数人都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文化水平，不再像以前那样愚昧无知，可以独立思考，虽然这样的人依然稀少。
其次，报纸的宣传和留影术的出现，让普通人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并且学会了对比，能够独立思考人生、认识世界。有精力思考我们来自哪里，要去去何方，这类玄之又玄的哲学问题。
当大秦人与其他地方的人进行对比时，他们立刻产生了一种优越感。因为在大秦，即使是乞丐，也能够靠乞讨要到食物维持生命，主要是能乞讨到食物，有食物可以乞讨。
而且，大秦官府还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养济院，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庇护和救助。此外，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官府也会全力以赴地进行救济，确保国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不会达到官逼民反的临界点。
综上所述，这些事实综合起来表明，在大秦，很少会出现有人被饿死的情况，即使有也在大多数人承受范围之内。
在过去，由于通勤方式的限制，世界显得格外广阔，人一生出行距离不可能超过百里范围，然而，随着大秦进入工业化，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人一生能跑数千里，甚至数万里都有可能。
大秦的工业化进程如同一股强大的洪流，强行推动着异世界的进化速度。秦人在进入工业化后，利用蒸汽机器开垦农田，使得大秦境内可耕种的田地数量骤然增加。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方式，也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大秦国内，地主阶层开始崭露头角，土地兼并还没大规模出现，便又被压制住了，与传统的土地兼并现象不同的是，这时的地主们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土地兼并后根本无法获利。尽管他们可以轻易地兼并土地，但要找到足够的佃农来耕种这些土地却并非易事。
虽然地主阶层也可以使用蒸汽机器进行耕种，但这些机器大秦官府并不白送，需要花钱购买，这就让耕地成本增加，人又是可以自由流动，要想强制控制人口又违法，农民的选择多了，钱可以购买一切物资，土地再也不能牢牢拴住农民，地主通过兼并土地再也赚不到惊人利润，这才导致地主兼并土地热情不高。
毕竟，机器耕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还需要有专业的操作人员。更重要的是，即使地主们成功地收获了粮食，他们又该如何处理这些粮食呢？
怎么才能将投入资本转化成财富？
在大秦，天下人的粮食供应大多由大秦国营粮店掌控。对于那些缺粮的人来说，他们只认可大秦国营粮店出售的粮食。这是因为大秦国营粮店出售的粮食便宜、量多，而且买粮不受限，究其原因是国营农庄的机械化程度更高，生产效率也更高，还有化肥的出现，更助长了粮食产量，从而使得粮食价格更为便宜。
这种情况间接导致了地主兼并土地变得无利可图。因为即使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也难以与大秦国营粮店竞争。最终，地主们不得不放弃土地兼并的想法，转而寻找其他的投资途径，像是在国内兴办工厂，或是跑到盟国去兼并土地种粮食，从而积累建工厂的资本。
如今的大秦境内，官府对于土地兼并一事并未加以禁止，但却有另一项明确规定：地主手中的耕地绝不可再次荒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地主不仅会被没收土地并收归国有，还需承受高额罚款作为惩罚。
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得大秦即便未对土地兼并予以明令禁止，地主们却对土地兼并的热情也骤然降温。毕竟，谁都不愿意冒着失去土地和遭受巨额罚款的风险再去进行土地兼并。
而地主作为传统的剥削阶层，自然希望大秦新上台的执政学派能够重新制定法令。他们期望这些新法令能够限制汉人随意流动，要求汉人必须固定职业、固定工作，最好是老老实实地种粮食，而不要有过多的想法和追求。
随着大秦逐渐步入工业化时代，社会结构进化速度变得越来越迅猛。在这个过程中，地主阶层原本通过土地来控制人口的方式，其效果也变得越来越不理想。尤其是当大秦国营农场横空出世之后，这种情况变得更为明显。
国营农场通过开垦大量的土地，在灾年时大量招募灾民，并将他们编入农场体系。这些原本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在国营农场的培养下，逐渐转变成了工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而且农场的耕地产出全部归大秦帝国所有。
表面上看，似乎是国家在养活这些农民，但实际上，正是由于国营农场的大规模投入，大秦帝国才得以摆脱粮食短缺的困境。毕竟，要建设这样规模庞大的国营农场，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这绝非私人小资本所能承担得起的。
大秦帝国如今已然显现出贫富差距扩大的端倪，然而离石却始终巧妙地运用国有资本，不惜亏本也要去填补这一差距，对农业进行补贴。他深知，那些觉醒了自我意识的普通民众一旦团结起来，将会产生何等惊人的力量。正因如此，他才会千方百计地哄骗那些对经济一窍不通的地主老财，将他们紧紧地绑缚在大秦帝国的战车上。
这样一来，大秦帝国在发展国家资本、允许剥削存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过度扩张。然而，离石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够坚持多久。可以肯定的是，汉人绝对不可能永远心甘情愿地忍受被人剥削的命运，皇帝专制最终必定会被汉人所推翻。
正因为提前洞悉了这一切，离石才会不遗余力地不断取悦天下人，其目的无非是想为后世子孙积攒功德，以此来换取未来赢氏子孙的绵延不绝，不至于让未来起义军清算。
现在大秦第三届执政学派要重新上台，天下人越来越关执政是哪一家学派，一个学派上台，意味着无数的官职需要更换，无数的财富会在未来有倾向性的再分配，跟着执政学派走，会创造出大量富甲一方的豪绅，豪绅这时还是天下人对有良心、有德行的富人统称，现在大秦官场就要处理执政学派上台的问题。
第三届总理任期结束后，法家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重新掌握了执政权力。经过十年的执政实践和观察，法家积累了丰富的底层施政经验。他们的学派学者深入大秦境内的各个角落，对普通人的需求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和分析，还撰写了大量书籍。
在此基础上，法家根据墨家前任矩子的犯罪理论，进一步展开了更为详细的摸底调查。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他们形成了全新的法家支派律法实证派系。
在处理复杂的外部关系时，法家展现出了强硬的手段。他们要求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绝不容许有任何偏袒和私心。这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得到了汉人百姓的高度认可，主要是法家对官员管理的严。汉人最看重公平，他们坚信“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真理，其他学派，儒家、墨家对官员管理太宽松，这让普通百姓心生不满。
为了确保法律的公平性，法家采取了高额罚款的方式来代替传统的酷刑威慑。这一举措出乎意料好，事实证明，天下汉人对大秦的罚款制度更为惧怕。
因为刑罚只是让人在一时之间感到痛苦，而罚款却如同软刀子割肉，让被罚款者每每想起那高额的罚款数额时，便会感到生不如死。这种威慑力无疑更为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