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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记载：
初期的佛寺布局与“身毒”相仿佛，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
关于“身毒”的资料介绍，董夫子私藏下来的史书中大略记载，因为这些书籍里的内容，才促使董夫子树立了天下本应“大一统”的观念。
离石歇口气，接着说：
现在建康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
所谓“舍宅为寺”，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
于是，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融合成为佛寺的一部分。
这在《建康伽蓝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建造，传到中国后，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
离石感叹的说：
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只要能与中国本土文明能融合，就可以试着让他们传播，看他们到底有没有用，要是光会修建筑，那就去当建筑工人。
想到这里，离石就想笑，要是大秦以后的建筑工队，管事头领是光头的大和尚。
永宁寺塔是该时期最着名的木塔，方形、九层。
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信徒、游人登临游眺。
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这是荒原猎人在北方天柱山里采药时发现的。
天柱山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
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中土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
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
用的是无地可种的农夫、征发的是度日如年的匠人。
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
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
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
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
三是僧院型，这种寺院在“身毒”称“毘诃罗”，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
兄长呀！你可否想过羌胡、鲜卑奴境内佛寺怎么建出来的？
这些佛寺都是我汉家儿郎用累累白骨所建，北方汉人从刚开始时的二千多万人口，变成现在四百多万出头。
那消失的一千五百多万汉人人口去哪里了？
兄长所说的“仁”包括那消失的一千五百多万北方汉人吗？
而同时期，南方汉人在做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一心扑在建筑和穿衣吃饭的享受上面，世家豪门生怕住的不够舒适，吃的不够丰富，穿的不够奢华。
南方贵族、世家豪门的住宅后面都往往建有园林。
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假山等等。
同时，还让叠石造山的假山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如建康的华林园、萧蒹宅及梁江陵湘东苑，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
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修建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
时间来到南朝后，他们耗费民脂民膏，去满足个人的私欲，集体有意识的忘记正在北方胡虏屠杀刀苦苦挣扎的汉人。
离石忍不住又叹了口气，唉！
由于民族的强制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
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了新的发展。
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这种习惯在北方改变的更明显。
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既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
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
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
另一方面，西北匈人杂胡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
这些新家具改变了北方汉人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布置习俗，成为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刘浚听的目瞪口呆，又觉得理所当然，只有这位贤弟，才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权力，让各地的官员将这些无聊的情报汇总上报上来。
他嗫嚅的说：
贤弟，你所说的这些，为兄能否借来一观，等日后有机会去看看。
唉！为兄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妄想，为兄年龄摆在这里，连多走几步路都有些气喘，怎能到你说的地方去看看呢？
离石自信的说：
兄长，若是听小弟安排，戒除了寒食散的毒瘾，让黄神医给你调理理身体，再修习道家养身锻体之术，定能让你再年轻二十岁。
那时，你乘坐大秦的火车，去东南西北四处转转，领略山河风光之峻美，岂不美哉？
刘浚迟疑的问道：
当真？
离石肯定的说：
吾以先皇启誓，绝无虚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