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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尔莉特的病假已经结束了，但次日正是周末，鉴于德国人并没有催促她回去工作，她便决定处理一下自己的私人事务，具体说来，就是领着加纳利认一下去安·马格诺利亚·阿尔来夫人的家。顺便当面告知那位老顾客，以后要是自己无法脱身，就由同事加纳利代为递送信件。
于是周日（1941年5月18日）一早，薇尔莉特便邀请加纳利骑自行车带着自己去阿尔来夫妇所在的小院。
虽然薇尔莉特已经学会了骑自行车，但她操控义肢总归不那么灵敏。特别是在骑自行车的时候，那义肢近乎于平放在车把上，肘关节因此无法碰到她的肋下，于是她便没了灵敏操控义肢手指的可能。
问题在于，不操控手指怎么刹车呢？
薇尔莉特曾经尝试过“脚刹”，但自从她为此跟一辆水车迎面相撞，直接飞到了那辆雷诺卡车的前挡风玻璃上之后，邮局的诸位就再也不敢让她骑自行车了。
所以在安·马格诺利亚和丈夫皮埃尔·阿尔来搬到巴黎之后，每次去送信都有邮局的邮递员陪同。陪同者一般是德内尔，如果他有事，那就找贝内迪克特，泰勒正式入职后也会骑摩托车捎她一程。
像38年圣诞节给安·马格诺利亚送信，顺便祝贺订婚，就是阿让和她一起去的，39年2月祝贺结婚也是。
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薇尔莉特情不自禁地感慨着物是人非。但是前座上的加纳利想的就完全是另一件事了，她昨晚当然听出了薇尔莉特的弦外之音，但她完全想不通，自己的这位老朋友为什么要为抵抗组织服务。
作为一个已经坦然接受歧视的越南人，加纳利完全不能理解薇尔莉特的想法，在她看来，这场战争德国人已经赢定了，至于德国人犯下的那些暴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毕竟法国人自己又干净到哪里去了呢？听听贝内迪克特唱过的外籍军团军歌吧！“我们在越北多荣耀，宣德上空军旗高飘！”
鬼才信法军会在她的家乡秋毫无犯咧！
“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
加纳利一贯坚信修昔底德提出的真理，既然德国人已经成为了巴黎的主人，甚至将来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主人，那么学贝当元帅做一条德国人的好狗不但不丢人，反而是无可争议的明智之举。
哪怕再后退一步讲，法国人对薇尔莉特犯的罪真的比德国人的吗？细究一下，恐怕答案恰好是相反的。德国人只是想把薇尔莉特当做一个象征阿尔萨斯-洛林人心向帝国的吉祥物，以及科尔布少校认养的“宠物”，但法国人在1914年却直接把薇尔莉特送到殖民地步兵师里当做炮灰啊！
迪特福利特少将（当时还是中校）曾经对薇尔莉特说过一句很侮辱人的话：“你不过是基尔伯特的一条狗。”
如果不是薇尔莉特看在基尔伯特少校的面子上，极力劝阻怒不可遏的德内尔，神挡杀神的“凡尔登之子”恐怕能因为这句话，在1923年让迪特福利特也脱掉军装从军队中滚蛋！
喏，法国军队也把薇尔莉特当狗，德国军队也把薇尔莉特当狗。既然都不能做人，那与其当炮灰，还不如当宠物呢。
至于那些沦为德国统治牺牲品的无辜者……加纳利只能为他们暗自祈祷了，只求她的亲人和朋友们不要遭此不幸。
正在两人心思各异、神游天外的时候，一个维希警察突然拦下了这辆自行车：“停下，迎接检查！”
按理说警察是不会拦下邮差的，加纳利虽然觉得奇怪，但也没有任何胆量违抗命令。她立刻停下自行车，带着对暴力机器惯有的恭顺，催促薇尔莉特离开后座迎接检查。
“我们是CH邮局的手记人偶，警官。”加纳利陪着笑说道，“今天是休息日，我们准备在回家的途中顺便送封信。”
警察黑着脸质问道：“你是日本人吗？”
“不是，警官，我是越南人。”加纳利诚实地回答道。
那个警察的脸黑得更甚，他眉头紧蹙，压低声音训斥道：“说你是日本人，白痴！”
加纳利被吓了一跳，但还是老老实实照做了：“我是日本人，警官！”
“有什么证据？”
“我会说……日语。”加纳利犹豫了一下，开始对着警察说一种语调急促，明显比越南语刚硬许多的语言，那个警察听了几句，便不耐烦地一摆手，让加纳利二人离开了。
当两人骑上自行车经过岗亭的时候，她们看到的一幕惊出了二人一身冷汗：岗亭里正有一个德国军官坐镇，而那个维希警察正毕恭毕敬地用法语向此人汇报。
加纳利完全不懂德语，但是薇尔莉特却听懂了警察的只言片语。
“我们应该谢谢那个警察。”
“啊？”
“如果他对德国人说你是越南人的话，情况可能就相当不妙了。”
“怎么不妙？”加纳利惊魂未定地问道。
“我不知道。”薇尔莉特淡然回复，“但想必不会是什么好事，德国人在街上随意抓人做工也不是什么新闻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的德国人急需劳工，他们不仅不将那些战俘放归，甚至还在不断向维希政府索要新的劳动力。而在占领区的农村，德国人已经开始整村整村的抓人。
相比之下，由于需要顾及国际形象，德国人在巴黎这座城市里已经算“温和”许多了——他们“只是”抓些“劣等民族”做工罢了。结果就是，第三共和国在间战时期为缓解劳动力不足而引进的外国移民立刻倒了大霉，那些登记在移民局档案上的波西米亚移民、北非定居者……甚至还有一批数量有限的华人劳工，几乎被德国人一扫而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