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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但是自由法国如今占领的地区基本都是些穷乡僻壤，又远离英国传统势力范围，英国人不插手说不定只是因为瞧不上这些鸟不拉屎的地方。一旦自由法国的力量拓展到了英国的势力范围附近，要是戴高乐还能顶住压力，那才能证明自由法国的独立性。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强求，你们就在加蓬暂住一段日子吧。我们不限制你们外出，也不禁止你们往国内写信，只是不允许你们进出军事设施，如果离开梯也尔港，要向加蓬总督迪奥上尉打报告。”
即使是坚决忠于维希的那两个人都不得不承认，戴高乐的安排对于俘虏而言的确是极其宽大的。
戴高乐要拜访的最后一个人，就是维希任命的赤道非洲总司令德杜准将。由于德内尔曾恐吓要“枪毙他”，因此他对前者十分不满，连带对戴高乐也不假辞色，并不同意加入自由法国军队。
不同意就算了，戴高乐也不是什么人都要。他对德杜准将并不陌生，在本土的时候，他就陪同第五军军长参观过德杜准将领导的师。说实话，这位德杜准将带兵能力属实一般，指挥也没什么出众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本事倒是一绝。
拍马屁能打飞机，打坦克吗？显然是不行的嘛。
两人离开梯也尔港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他们匆匆吃了些木薯，便乘车返回了利伯维尔。他们刚到总督府，便从电台里听到维希政府在怒斥“戴高乐叛匪”。
德库塞尔本想关掉电台，戴高乐和德内尔却都饶有兴致地想听听，戴高乐的副官只好随他们的便了。
这座设立在达喀尔的电台疯狂散播着谣言，说什么自由法国军队将利伯维尔夷为平地并大肆劫掠，大肆处决“忠于法兰西”的军官，甚至还枪毙了当地主教塔尔迪先生。
戴高乐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放声大笑，但德内尔却警惕起来。他提醒戴高乐：“为什么维希方面偏偏对塔尔迪主教称名道姓？我们的部队可确实在教堂里开了枪。”
“还有这种事？！”戴高乐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
“开枪是在马松总督的葬礼上用空包弹鸣枪致敬。”
“原来是这样。”戴高乐这才放松下来，“你的意思是说，利伯维尔城内还有维希方面的情报人员？”
“有可能只是巧合，但有必要查实。”德内尔果断地建议道，“要让迪奥留意反间谍的事情了。”
“没问题，我从伦敦带来了几个‘国防部二局’的小伙子，他们是铲除间谍的专业人士，明天我就让他们从杜阿拉到利伯维尔来。”
此时，维希的广播再次吸引了两人的注意力，广播中提到，先前达喀尔行动中降落到岸上的三个飞行员，以及戴高乐派去的两个代表，全部遭到了维希警察和宪兵的拘捕。维希方面污蔑这几个人为叛徒，并对他们极尽羞辱，这使得戴高乐不得不为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忧。
戴高乐立刻通过重新被自由法国接上的电话线联系到了维希代表布伊松，要求用德杜准将和其他一些忠于维希的军官交换这些人。但是在第二天中午，达喀尔就公布了戴高乐的条件，而且对自由法国大肆谩骂，这就更让戴高乐等人起了疑心。
于是戴高乐最终选择了一个非常符合军人身份的解决方案，他不再与达喀尔进行会谈，而是通过广播和电报向全世界公布：
“如果维希法国关押的自由法国人生命遇到问题，那么自由法国有足够的俘虏抵偿。”
达喀尔的广播立刻就安静了。
“连音乐都不放了，这么安静还真让人不太适应。”
返回拉密堡的途中，巴布鲁反复调整收音机的频率，却怎么也收不到达喀尔的广播。目前非洲还收不到自由法国在伦敦的广播，所以反着听维希的广播已经成了军官们的一大消遣。
自由法国从来不禁止官兵们“收听敌台”，因为所有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维希的广播是多么的荒谬。
就比如达喀尔广播曾说，“戴高乐叛军将利伯维尔夷为平地并搜刮一空”。且不说这事假的令人发笑，难道广播员就意识不到句子的逻辑都是非常荒谬的吗？都“夷为平地”了，还怎么“搜刮一空”？
百无聊赖的巴布鲁开始哼唱从广播中听来的小曲：
“大元帅，我来了！”
这首新编出来的翼赞贝当元帅的小曲，因为其夸张的歌词和魔性的曲调，一时在自由法国军队中风靡起来。人人都在取笑这首歌，甚至为它填了新词，现在巴布鲁唱的就是填了新词的版本。
“大元帅，我来了！
是您在做我们标靶。
我们要，打回家！
大元帅，大元帅，我来了！”
————
作者并不能确定《大元帅，我们在这！》（意译为《大元帅，我来了！》）在1940年底就创作出来了，因为我能找到的最早的唱片音频是1941年的，而法国军事音乐官网也没有收录这首歌的资料（谁特么会收录这个……）
本文就假设此时已经有了这首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