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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还没等雷诺下定决心撤换总司令魏刚，魏刚与贝当就已经先下手为强，抢先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猛烈地抨击法兰西共和国的体制，尤以后者为最。雷诺为增强抗战派力量而招入内阁的贝当元帅，如今正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
他和魏刚一唱一和先说什么当前的局势极其悲观，又开始装模作样地反思法军备战情况的恶劣（全然不顾他们也要为此负相当大的责任）。最后贝当元帅甚至说出了更让人惊怒交加的话：他打算留在巴黎，以便于同德国进行停战谈判！
幸而最后他的想法没能实现，继续战斗下去的声音在内阁中仍占上风。内阁最终决定在次日6月10日撤离巴黎，此次内阁会议成了第三共和国历经六十九年后在巴黎举办的最后一次会议。
离谱的是，直到10日当日，政府还在为迁往何处举棋不定。
总司令的意思是暂时迁往卢瓦尔河落脚，视战况发展再做定夺，而贝当元帅事实上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指挥部。不过由于贝当和魏刚在前一天的表现，内阁相当担忧两人会发动政变，因此对他们的建议并不热切。
此时同样在场的戴高乐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去布列塔尼的雷恩。
这个建议令人感到意外，布列塔尼半岛位于法国一隅，一旦德军南下，将布列塔尼与全国的其他地方分割实在是再容易不过，到时候在布列塔尼的政府就只能通过电报和航运与本土的大部分地区联络了。
不过前往布列塔尼也并非一无是处，一是该半岛背靠大西洋，便于同英国协调联络，也更容易得到来自美国的可能的支援；二是该半岛深入大西洋，纵深大、前线短，利于法国防御；三是布列塔尼三面临海，不需要再像南方一样担忧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威胁。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戴高乐没有说出口。那就是布列塔尼与英国较近，唐宁街对法国政府的影响更大。
戴高乐不是挟英自重的卖国贼，只是他认为面对魏刚和贝当等求和势力的软磨硬泡，软弱的法国政府很可能会向其妥协。如果能使法国政府清楚地知道它受到坚决抗战的英国政府的支持，其领导人必能更坚定战争立场。
说句丧气话，戴高乐认为如果以布列塔尼的地形都顶不住德军的攻势，那南方更不可能，既然十有八九会被德国人推下海，不如提前转移到海边，以便在防线崩溃之时直接将政府迁往北非继续战斗。
这个提议让雷诺总理有所意动，同时引起了魏刚的坚决反对。勒伯伦总统更倾向于戴高乐的方案，劳工部长也同意，但是国防部长贝当、内阁秘书博杜安和肖当等一众实权人物都反对戴高乐。内阁会议立刻陷入了在法国政府中常见的激烈论战，政府本计划6月10日离开巴黎，结果一直吵到下午都没有解决“去哪里”的问题。
到了下午，霍金斯和外交部的官员给内阁的头头脑脑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意大利对我们宣战了！”
“意大利人真是多么杰出、高贵、令人敬佩的民族！”雷诺在众人（包括闻讯赶来的美国大使布利特）面前发出咆哮，“在这个时候向我们背后捅了一刀！”
“不能再犹豫了，必须立刻走。”
终究还是有节操的人最先让步，深知再拖下去毫无意义的戴高乐放弃了他的提议：“就去卢瓦尔河以南的图尔，再转向波尔多吧。”
既然决定要离开，那就不能再拖延。雷诺立刻回到办公室，向英国盟友和美国潜在盟友各发送了一份电报，表达了法兰西抗战到底的决心，之后才与戴高乐进入同一辆车，离开了波旁宫。
刚离开巴黎市中心不久，政府的高官们便被汹涌的难民潮所震撼。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拥塞道路，使得汽车难以通行。这些难民没有组织，也没有目的地，只是盲目地向南逃窜，以免落入德国侵略者的魔爪。有的难民的食物已经吃完，为了一点吃的，就连一些体面的教师、工程师和小店主都不得不低三下四的乞讨，甚至为生存不得不去抢。
看到这一幕，本想和戴高乐讨论时局的雷诺总理悲哀不已，难发一言，即使是刚毅的戴高乐，也痛苦地感受到法兰西民族正在瓦解。经过一夜，雷诺和戴高乐乘坐的汽车居然才走了不到两百公里，于黎明前堪堪抵达卢瓦尔河畔。
至于霍金斯，则留在巴黎处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将戴高乐的家属转移到布列塔尼。
但是正如戴高乐所说，他的母亲让那·戴高乐夫人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劣，随时都有可能撒手人寰。让那夫人听说戴高乐希望他们撤出巴黎后，立刻摆手让儿媳和孙子离开。尽管万分悲痛，但伊冯娜夫人还是和戴高乐将军的儿子抓紧收拾行李。
在他们收拾的时候，霍金斯对戴高乐的母亲说：“戴高乐将军已经批准我离开国防部，重新回到巴黎城防司令部。我之前在司令部负责与政府联络，现在政府已经撤离，我会在这里看护您。”
霍金斯没有对老夫人说实话，其实在昨天下午的内阁会议上，政府就已经采纳了魏刚的建议，决定为保护巴黎而将其定为不设防城市。
不过城防司令赫林将军并不知情，他在6月11日上午仍召集了巴黎及临近塞纳河的各区、市警察和宪兵，宣布“巴黎军团”将连同前线撤退下来的第七军团死守首都。即使希望渺茫、前途黯淡，这位可敬的将军仍然决意履行自己的军人职责——像上次大战时的加利埃尼将军一般，保卫首都直到最后一刻，直到毁灭降临或者奇迹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