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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阿东就带着医疗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领头的是个约莫五十出头的中年男人，锃亮的脑门在晨光中泛着油光，活像个剥了壳的卤蛋。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胸前的口袋还别着三支不同颜色的钢笔，一看就是能让患者无条件信任的老医生模样。
跟在他身后的几个年轻医生都管他叫"谢主任"，我暗自腹诽这姓氏可真应景——谢顶的谢。
谢医生走到我床边时，我闻到他身上飘来一股淡淡的来苏水味，混合着某种中草药的苦涩气息。
他先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个老式听诊器，金属探头贴在我后背时冰得我一激灵。
"深呼吸，"他说这话时，我看见他稀疏的眉毛随着我的呼吸节奏上下跳动，"再憋住——好，咳两声。"
接下来的检查像场精密的手术。
他枯瘦的手指在我淋巴结处游走，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用手电筒照我喉咙时，他镜片后的眼睛突然瞪得溜圆，活像发现了新大陆；量血压时，他袖口露出的银色表带已经磨出了毛边，表面玻璃却擦得锃亮。
"小同志啊，"他最后摘下听诊器，在病历本上刷刷写着我看不懂的拉丁文，"你这扁桃体肿得能当乒乓球打了。"
说着从医药箱里掏出半塑料袋的药，五颜六色的药片在透明分装格里活像跳棋棋子。
"这个白的饭后吃，黄的睡前嚼，"他指着药盒交代，指甲在说明书上敲出笃笃的响，"中药包要用砂锅煮，水没过三指。"
见我眼神飘忽，他又把注意事项写在便签上，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其实我左耳进右耳出。
从小在乡下长大，我笃信老祖宗传下来的生存哲学：头疼脑热喝碗姜汤蒙头睡，上吐下泻就煮锅稀粥慢慢熬。
最严重那次疟疾发到四十度，也不过是在竹席上躺了三天三夜，汗出得能养鱼，到底也活蹦乱跳到了二十来岁。
等医疗队收拾器械的叮当声远去，我看着床头柜上那堆药直发愁。
塑料药袋窸窣作响，像是在嘲笑我突如其来的娇气。
阿东和谢主任临走前，我又拉着阿东寒暄了几句。
他穿着那件熟悉的深黑色夹克，袖口已经磨得发白，但整个人精神头很足，说话时眼睛亮亮的，时不时还拍拍我肩膀，像是要确认我真的没事。
谢主任站在一旁，时不时低头看表，手腕上那块老式上海表的表链发出细微的金属碰撞声。
他虽然是专家，但毕竟还是医院的主治医生，八点整就得准时出现在门诊室。
这次能一大早抽空过来给我看伤，完全是看在三哥的面子上。
等苗武送他们出门，脚步声渐渐消失在楼道里，我伸了个懒腰，感觉伤口也没那么疼了。
肚子适时地"咕噜"叫了一声，我咧嘴一笑，冲苗武扬了扬下巴："走着，去蹭饭。"
苗武揉了揉鼻子，露出一个心领神会的表情。
他知道我打的什么主意——隔壁的郭染有做早餐的习惯，而且手艺极好。
她那儿的小厨房每天早上都飘着香味，有时候是葱花饼的焦香，有时候是熬得浓稠的小米粥，偶尔还会煎几个金黄酥脆的荷包蛋。
更妙的是，小玲也在她那儿借住，肯定能帮着打下手，说不定还能蹭到点额外的加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