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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他的话，郑青云眉头皱了皱，却没有说话。
说实话。
刘向前的这番话，在郑青云看来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国有企业改制在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也因操作不规范、保障机制缺位，对工人群体造成多维度损害，成为改革阵痛中难以回避的痛点。
失业潮与生存危机冲击是最直接的影响，改制中减员增效被简单异化为大规模裁员，许多工人在缺乏缓冲的情况下突然失业。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工人被一次性买断工龄，补偿标准普遍偏低。
一个工作二十年的老工人，只能拿到一万多块钱的补偿款，远不足以应对再就业空窗期的生活开支。
更严重的是，部分企业在改制中恶意拖欠补偿款，就像富民县钢管厂一样，近千名工人的买断款被挪用，三年间多次上访无果，不少家庭陷入卖房度日的困境。
不仅如此，社会保障的断裂加剧了工人的困境。
改制前国企承担的医疗、养老等福利随企业解体而消失，而地方社保体系尚未衔接到位。
许多下岗工人因无力缴纳社保断缴保费，退休后无法享受养老金。
职业病患者更是求助无门，不少人在病痛与贫困中离世。
更重要的是，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工人阶级主人翁身份，在改制中迅速瓦解。
下岗工人普遍面临再就业歧视，四十岁以上群体更难找到稳定工作，只能从事零工、环卫等低收入职业。
这些损害的根源，在于改制中工人话语权的缺失。裁员方案、补偿标准往往由管理层与政府部门单方面决定，工人缺乏谈判渠道。
而让人唏嘘不已的地方在于，时至今日，像刘向前这样的干部，其实不在少数，他们并不认为在国有企业改制当中，这些下岗工人的损失有多大，在他们眼中看来，这些工人只不过是贪心不足蛇吞象罢了。
还是那句话，板子没有打在自己的身上，永远都不会知道疼的。
想到这，郑青云看了一眼刘向前，平静的说道：“对于钢管厂改制过程当中是否存在群众反应的问题，我们要认真核实调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身为信访局的一把手，他既然这么说了，那就等于是给这件事定了调子，哪怕是刘向前，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下这件事。
于是。
刘向前点点头，对郑青云说道：“那好，局长您放心，我这就安排人进行取证调查。”
虽然开始的时候他确实有点自乱阵脚，但现在刘向前已经反应过来，虽然高义这个靠山没了，但自己并不是没有机会。
这位郑局长在县里的关系网可是很强势的，而且还得到了县委书记林振东的看重，传闻当中他是林振东最看好的青年干部。
如果自己表现足够好，得到郑青云的嘉许，说不定能够有机会更进一步。
毕竟说起来，高义被双规之后，他的那些党羽们肯定要被调整，空出来的那些正科级位置，自己是不是有希望摸一摸？
想明白这个道理，刘向前忽然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起来，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