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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于是他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载的奴隶制国家的典则，损益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
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实我们很怀疑建文帝朱允炆的四大傻子是不是就是王莽投胎了，前世复古没干成，投胎成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四人，在大明朝再进行一次“尊古复古”。】
朱元璋暴怒了，能不能不要再提我大明了！
咱已经知道了朱允炆是个蠢的了，这一次这小子一定不是皇帝。
不对，朱允炆已经没有这一次了。
【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
而且拘泥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其进一步发展。
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
嗯，这一波操作怎么说呢，有北宋末年，金军围攻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的时候，宋端宗请了一个道士施展“道术”撒豆成兵，想要以此守城的味儿了。
咱就是说，前人已经把能踩的坑都踩了个遍了，可是仍有后来人不信邪的继续跳进坑里。
正如唐朝诗人杜牧写的《阿房宫赋》中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大唐真是人才辈出啊！”李世民轻声读着杜牧的文章，越读越兴奋道：
“朕要将此句写下来，裱到崇文馆去，学生们都要每天颂上一遍，以此警惕啊！”
崇文馆，是唐朝时期皇子未出阁前读书的地方。
和明朝的文华殿、大本堂差不多的性质。
只不过崇文馆却比明朝的文化殿功能更多。
《晋史》、《南北朝史》、《隋史》等也是在崇文阁里编纂而成的。
“怎么就提到俺大宋了？”
隔了一千年的事儿了，还能把俺大宋牵出来溜一下。
“这是这腌臜货的后代，污了俺大宋的名声啊！”
【正如北宋没能用道术守城成功一样，王莽的哭泣也未能感动天地，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
“以复古为解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典籍中找到根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正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王莽失败的原因其二就是性情躁扰，轻于改作。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
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
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
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
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
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伐，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
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
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
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朝令夕改自古以来大忌也。这都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