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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上好，又见面了，今晚我要讲：第三，再次明确和重申了发展群众武装的重要性和扩大红军的正确途径。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地方革命武装的建立与发展。在井冈山时，毛泽东提出“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主张“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埃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党应当正确处理发展地方群众武装与发展红军的关系，“红军与赤卫队之武装应该同等重视，在群众有觉悟毫无武装的时候，红军应设法多发枪械给他们，在有几县以上的赤卫队，群众武器多的地方应该成立红军一营至一团，打破群众自私自利的地域界限，创造强有力的超地方性的红军。但不是朱毛改编赤卫队，把他们带走。”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了3年多来扩大红军的经验与政策：“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并且认为这“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在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领导下，无论是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在新开辟的赣南、闽西红色区域，按照这一套办法，地方群众武装和红四军部队都得到迅速扩大。
1930年春，在红四军游击赣南分兵发动群众过程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前委进一步提出了正确处理好发展地方革命武装与发展红军关系的要求和办法。1930年3月18日，红军前委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发出《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明确要求：“扩大红色区域主要条件就是武装农民，若不能创造农民武装，则所谓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话，游击队所到之处，凡属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区，不但不能把原群众武装收缴了去扩大红军（要在广大赤色区域的腹地部分土地斗争业已深入，武装作用减少了的时候，才能有计划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红军）。在红军斗争力不大、感觉损失的条件之下，还一定要由红军拨枪支去武装群众，不但要出枪，有时还出子弹，不但拨出子弹，有时还要拨出军事工作人。在红军力量不强、事实上无法拨出枪弹及人员的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努力去收缴豪绅及小部队敌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总之，游击部队对于地方武装是与他的工作同始终的，谁不把武装地方看做十分迫切的工作，谁不看重地方武装，如同看重他自己的部队一样，谁就是抛弃群众的机会主义者。”
在红军前委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指示信中，毛泽东再一次明确和重申了建立发展群众武装的重要性和扩大红军的正确途径，强调：“我们的意见，凡属有群众起来和豪绅斗争的地方，那地方群众手里的少数枪枝不但不要消极的缴了去集中于一处，而且要积极的指导他们组织赤卫队，多多收缴反动派的枪枝，使斗争很快扩大。只有使接近白色区域的群众手里有少数枪枝，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帮助‘主力游击队’（如你们的二十二纵队）收缴所有地主武装。因为他们有几根枪，他们才喜欢去缴（更）多的枪，若把他们那几根枪提走了，他们就没有劲了，同时这正是反动派的要求，因为反动派最怕的不是远地的大游击队，而是他们村前村后的几根神出鬼没的枪，这才要了他们的命阿（啊）！”同时，毛泽东在指示信中重申前委关于收编群众武装扩大红军的正确政策：“只有在两种时候是应该收缴的：一种是枪枝拿在靠不住的群众手里，一种是那一地方的斗争业已深入。前一种情形，若不收缴就有把枪送给敌人的危险。后一种则不是‘收缴’而是‘收编’，即为了扩大主力游击队，扩大红军去开展大的局面的需要，把斗争业已深入了的地方的赤卫队或小游击队收编起来集中一处是应该的。因为斗争业已深入，那地方的武装需要减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武装收编起来，但仍要注意看明白那地方的需要程度才好决定全数收编。在所谓‘红色腹地’的那个地方，离白色反动区域很远那些地方就完全没有洋枪赤卫队的需要了（梭标赤卫队还是要的），应该全数集中大游击队去。在靠近白色反动区域的地方，虽然当地的斗争已经深入了（田地分了，苏维埃建立了，AB团也消灭了），但群众时常怀着邻近反动派侵入的恐惧，这些地方的群众武装就不应该一下子全数收编了去，要留一部分放在当地，应付斗争的需要，以待第二次的收编。必须这样才既有了扩大红军（红军的扩大是一定要走赤卫队这条路线的）的利益，又不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
毛泽东和红军前委上述关于发展群众武装与发展红军关系的主张和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党和红军坚持采用这些正确政策和做法，赣西南、闽西苏维埃区域才得以迅速建立和巩固，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也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第四，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对待外商的原则和策略提供了借鉴
毛泽东以前委名义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指示信中，首次遇到如何处理外国列强商人在中国经商的问题。毛泽东在指示信中指出，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在中国设立的公司，“同样是剥削工人的”，这是必须明确的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但与外国通商又是红色区域所需要的，因此党和红色政权对有利于苏区民众利益的外国公司应给予支持，对严重损害苏区民众利益的外国公司应给予打击，这种策略是对的。这为党和红色政权制订对待外国资本的原则和策略，提供了有益借鉴。一年半以后，在瑞金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在苏维埃区域内，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在不违犯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
同样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亦宣布苏维埃政府“在目前允许外国某些企业重新另订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8小时工作制及其他各种条例”。前委指示信对英商的原则与策略，与一苏大会颁布的法律文件所提出原则与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第五，对于红色区域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工作作风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前委给四县边界特区委指示信中说到如何正确处理发展群众武装与扩大红军关系时，谆谆告诫边界特区官员刘义顺和各级党组织：“农民的地方主义有他的政治经济的根源，不是‘一下子’可以打破的，也不应该是命令主义、唯心精神去打破他的。命令主义和唯心精神决不能打破农民的地方主义，他们所得没有别的；另有一个‘脱离群众’，希望你们不犯这种错误。”在工作中不搞命令主义，反对唯心精神和脱离群众，这是毛泽东一惯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毛泽东在这里告诫边界特区委各级干部，必须坚决反对命令主义和唯心精神，不要犯“脱离群众”的错误，不仅对边界特区委各级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红军和红色区域的所有党员干部，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不久，毛泽东就在进行寻乌调查之后，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喊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口号；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后来在领导苏维埃中央政府动员群众开展苏区经济建设工作时，毛泽东又强调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讨论总结时，毛泽东更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作了极为精辟地阐述，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深刻地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7。从告诫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在工作中不要犯命令主义、唯心精神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到二苏大会上要求苏区干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的这些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思想理论，是一以贯之的。
该文献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生动体现。透过这一文献，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1930年安、于、会、赣四县边区革命斗争情况，深化毛泽东作“仁风山调查”的相关问题研究，更能深刻感悟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以指导革命斗争实践的伟大历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弘扬苏区精神，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中奉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