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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琴、羌笛这些，苏轼认为充其量算是一些个流行歌曲。
社会现状如此，苏轼还是对老朋友鲜于侁这种在梦寐中回到千年之前，追踪古代的屈原与宋玉，跟他们在静默的世界里交朋友的精神感到敬佩（这哥们尤能神交古人）。
苏轼知道，那些没有经过此类创作的人，绝不会懂得鲜于子骏经历过的艰难与取得的杰出成就。那些不学无术之人，还以为鲜于侁这种人是故作斯文，无病呻吟呢！
其实鲜于侁这个人，也和苏轼一样，本就喜欢吟诗作赋。
某夜，老先生（鲜于侁年长苏轼十三岁）于新堂夜坐，仰看中天之上的月色皎洁，于是由连理亭步入庭中，徘徊了良久，口占了五言诗八韵。
苏轼在给鲜于侁的《九诵》后作了题跋后，仍意犹未尽。
接着，苏轼又唱和了老先生的月夜诗，这还不过瘾，苏轼还另作了一首。在诗题上，苏轼还无比真诚地特意标出“前次韵，后不次”。
“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独作五字诗，清卓如韦郎。诗成月渐侧，皎皎两相望。”（《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这些朗朗上口之句，令这两首五言诗成了苏轼的代表之作。
在北宋初年的文臣中，有个人叫杨亿，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苏轼出生时，杨亿已经故去十一年了。
这个杨亿不仅文才出众，更以气性大而着称。传说杨亿六岁学诗，七岁能文，以神童闻名。十一岁时，宋太宗听到关于他的传闻，命地方官将他送至京城亲自测试他。后被赐进士，曾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官至工部侍郎。
杨亿的诗歌重雕琢用典，铺陈词藻，讲究声律，被称为“西昆体”，在宋初诗坛上影响颇大。
在西昆诗人中，杨亿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创作与探索为后来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经验与教训，成了宋诗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重用一环。
“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鳗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这是苏轼对于杨亿文章的评价。
意思是说，近世士大夫中文辞华丽的人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杨亿了，假如杨亿尚在世，仍然还是忠诚清廉的耿介之士，难道能够因为他的文辞华丽而轻贱他吗？
这说明，在苏轼眼里，杨亿这个人文品与人品皆不同凡响，当看到人们都对他死后留下的墨宝珍爱有加时，苏轼也在他的墨宝后作以题跋，赞赏了他的人格风流。
四月二十五，传来黄河上游的澶州曹村埽决口被堵住，并正式改名为“灵平埽”的好消息。
苏轼闻讯，暂时没有了后顾之忧，想来年的庄稼就会丰收，老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了。于是，就带着感激之情向朝廷上了一道《徐州贺河平表》。
上完贺表，就听闻年时年六十六岁李师中（字诚之）故去的噩耗。
李师中，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十五岁时，即上书议论时政，由是知名。后中进士。在后来给友人的信中，苏轼吐露道，每念及李六丈（待制六丈，官名，指李师中）之死，使人不复有处世意。再看一看他的诗，禁不住又泪流满面。
关于“待制”这一官名，原本是仿汉代的待诏人设立，因唐时的武则天名“瞾”，为避讳，虽改成了“待制”。宋因唐制，于殿、阁均设待制之官，如“保和殿待制”﹑“龙图阁待制”之类，典守文物，位在学士、直学士之下。
说白了，就是呆在皇帝身边等待诏命或者等候顾问之人。李师中后来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熙宁初，历河东转运使。知秦州、舒州、瀛州。后为吕惠卿所排，贬和州团练副使，稍迁至右司郎中。
元丰元年（1078）的徐州，在水患退去不久又发生了春旱，灾情十分严重。作为徐州知府的苏轼为了解除旱情，亲往徐州东面的石潭为民求雨，后果得大雨。
这一年的初夏，徐州大地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于是，苏轼就喜赋《浣溪沙》词，直抒胸臆，抒发对于丰收的无比喜悦之情。
“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两句巧用晋代山简（山涛第五子，西晋时期名士）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的有趣故事，写出因丰收而无比欢快的乡民与儿童。百姓因丰收而欢娱，因欢娱而共庆共饮，喝得酩酊无所知，街边的儿童观之天真地拍手欢笑，词人眼中的人们那么沉醉于丰收之乐中，作为太守的他的心情便可想而知了。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李怡霖教授在说过：“苏轼拓展了词的题材，具体而言，就是把怀古悼亡、农村山水、闲居躬耕、游览涉猎等一系列只有在诗文中出现的内容移居词中，并以之为依托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怀抱”，其所举词例，正是这首元丰元年作于徐州的 《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