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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行京杭大运河的通济渠，经过南都（今商丘）时，苏轼兄弟前去拜访了恩师张方平。
南都，即宋时的南京，今商丘。北宋曾有“四京”，分别以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为西京，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
苏轼知密州时，张方平已在自己的家乡南都修建了乐全堂，并自号乐全居士，以研读道家和佛家经典自娱。
苏轼在后来的《祭张文定公文》中曾云：“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
苏轼五见张方平的时间分别为：
熙宁四年八月苏轼通判杭州，过陈州，谒张方平并会子由；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出守徐州，与子由过南都，谒张方平，也就是这次。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出守湖州，于南都别子由，谒张方平；元丰八年（1085）二月，苏轼从黄州到汝州，于南都谒张方平；元佑四年（1089）五月，苏轼再次出守杭州，于南都最后一次拜谒张方平。
见到苏轼兄弟的前来，乐全居士非常高兴。
在乐全堂里，师生三人共叙了别后这几年的境况。之后，张老先生忧心地说朝中有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煽风点火，想对西夏用兵以图强。原本自己还没有动笔的《谏勿用兵书》，以“年老体衰”这一体面的托词，就不客气地交由才思敏捷的苏轼代劳了。
经过宿州时，宿州教授刘泾（字巨济）以诗相迎，此人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为苏轼所称赏。三年前，刘泾以新成都府户曹参军为提举经义所检讨。
过符离（宋隶属于宿州，今烧鸡产业大镇）时，苏轼兄弟去见了彭城人曹九章（字演父），商量并敲定了苏辙第三女与曹九章之子曹焕的婚事。
当时的宿州为保靖军节度，位于徐州南一百四十里。
四月二十一日，苏轼到达徐州任。
新知州到任的消息传来，徐州府衙的田叔通带着领导班子成员寇昌朝（字元弼）、石夷庚（坦夫）即刻出城相迎，有人考证，这位石夷庚或为苏轼老乡石扬言之后。
其时，徐州属京东东路，为彭城郡武宁军节度，治所在彭城县，下辖五县：彭城、沛县、萧县、滕县、丰县。
苏轼此次的职务全称为：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骑都尉。
苏轼上完谢启，了解到京东东路的安抚使仍是青州知州苏澥兼任，李清臣为京东路提刑，鲜于侁为京东路转运使，蔡朦为京东东路转运判官，梁交为将官。
而徐州府的领导班子成员大致如下：
傅裼为通判；
舒焕为教授；
任某为钤辖；
吴琯监徐州酒税；
胡公达为徐州狱掾；
范纯粹为滕县令；
颜复为彭城令；
安顿停当后，苏轼不由想起了在密州的生活，于是就把继任者孔宗翰与密州通判赵庾的诗唱和一番。
孔宗翰诗中的高密邸家园、流杯亭、以及东栏的梨花与堂后的牡丹等景致，都是苏轼再熟悉不过的景物了。至于年近六十的赵庾，还与苏轼打趣说徐州的歌伎肯定不如东武，苏轼故意又作诗戏之。
如今的苏轼并不知道，有一些高丽的使者每每来到杭州，办完公事后，都会带一些苏轼的诗集回国，这些都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颂看在了眼里。
此时的司马光老先生正退居洛阳，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取名“独乐园”。
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然而我们的司马大人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介甫没有任何私利，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
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司马光的一生主要就干了这两件事情：编写《资治通鉴》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的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苏轼重读了司马老先生给自己写的《超然台诗》，又读了司马光新作的《独乐园记》，情不自禁地就作了《司马君实独乐园》诗，崇敬有加地寄往西京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