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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次日，苏轼已到了新城县，新城县令晁端友在自己地盘上的陈氏园里接待了苏轼一行。
其时，晁县令之子晁补之也在场，正是这一次相聚，使得小晁得以在钱塘地界上因谒见了苏轼为世人所知。
当时苏轼看了小晁呈上来的文字后，甚为喜欢，看到小晁尚且年幼，就用一种循循善诱的口吻为小晁作下了一首五律。“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这种不恃才放旷的语气，可见在陈氏园中苏轼与晁氏父子的无间亲密、无限欢乐之状，作为时常引经据典的饱学之士，苏轼这首被称为“王孟清音”之作，亦是一种清丽的手法。
“我才不及古，叹息襟泪满”，当然了，作为回应，小晁也是挑灯夜战，诚惶诚恐地唱和了两首。
在新城县与晁氏父子相晤之后，苏轼一行一路西北来到了於潜县（今浙江临安市於潜镇），在县令与县尉方君武的陪同下，游览了於潜县西十八里波亭乡境内西菩山的西菩寺明智院，拜访了杭州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祖韶的两个弟子之一的元净禅师（辩才），夜宿西菩山。
因在苏轼西菩寺的诗中有“路转山腰足未移”句，寺前半里许的亭子，还被后人命名为“转山亭”。
当时的於潜知县是毛国华，此人字君实，衢州（今属浙江）江山石门镇人。本来毛县令实属寂寂无名之士，但源于在於潜令上得遇苏轼，其声名借苏诗却重于一时。
毛国华本是皇佑元年进士，与苏轼表兄文同同榜登科,历官州县吏，累迁婺州观察推官。
父亲名士廉，北宋初任大理评事，因此毛国华也属于一名“官二代”，其父之高祖即是清漾毛氏八尚书之一的毛延邺，在吴越国官至司徒（礼部尚书），所以子孙亦多在吴越国为官。
清漾毛氏祖居，位于今浙江省江山市石门镇清漾村江南毛氏的发祥地，中华毛姓从周朝开始，“毛遂自荐”的主人公就是毛氏第二十二世后裔，现在河南原阳、山东腾州都有毛氏后人。居住长江以北者，称为“北毛”。 后因战乱南渡，迁居江南者，称为“南毛”。
“南毛”中的“清漾毛氏”传到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近代国学大师毛子水、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都是清漾毛氏后裔，另有国民党高级将领毛人凤、毛森的家乡也在这里。
还有清漾毛氏第二十七世孙毛恺，字达和，号介川，先后四十余年历官廿四任，其一生廉洁自律，刚正不阿，人称“毛尚书”。
据说当年他家人为造一座府堂，因地界问题与邻里发生纠纷，便写信给在京做刑部尚书的毛恺，毛恺回信说：“千里修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此后四百多年来，人们还在被毛尚书的高尚情操所感动着。
为什么苏轼专门提到自己恩公梅圣俞的诗集中有毛国华呢？
原来，大约在天圣年间，梅圣俞任桐城主簿时期，当时毛国华宣城令秩满入京述职俟考，被转授福清知县，期间有诗赠梅，故梅圣俞以诗回赠。
毛国华为令於潜时，其实已近年迈。苏轼曾称毛国华为“诗翁、老官”，可知毛国华年长于苏轼多矣。宋人致仕大致在七十岁，考虑到老毛於潜任后还有过婺州观察推官任期，故推测在熙宁七年任职於潜令时，毛老先生大约已六十多岁了。
苏轼在杭州期间，多次赴临安“视察工作”，期间就有於潜县令刁璹、继任毛国华等人的陪同，在一起交往甚频，友情颇深，期间赠诗多首，其中《戏於潜令毛长官二首》、《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等诗当时就在士林中广泛流传，致使毛县令本人声名远播。但毛国华的仕途生涯却异常艰难，除了当时新旧党争频发政治环境恶劣的影响外，估计还有很大一方面亦与老毛的性格有关，不善钻营，性情耿介，勿求于人，故交游不广，所交者亦皆性情中人。
所幸在於潜令上与苏轼、刁璹、晁补之、参廖、辩才等有诗文之交，毛国华能知名于当时和后世，很大程度上与这梅圣俞、苏轼二人有关。梅圣俞可谓是毛国华的早年知己，而苏轼则为毛国华的晚年知交和扬其名者。
“归来羞涩对妻子，自比鲇鱼缘竹竿。”（《梅圣俞诗集中有毛长官者，今于潜令国华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犹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这是苏轼在於潜县时戏毛县令所做的诗，其中的“鲇鱼缘竹竿”，鲇鱼，鱼纲鲇科，身体表面多黏液，让湿滑的它来攀爬竹竿，自是十分艰难。
这里本来是说毛县令性情耿介、仕途惟艰，但出处却来自毛县令的知己梅圣俞的家信中。
殊不知，老梅这位一生以诗知名的宋诗“开山祖师”，仕宦三十多年，“终不得一馆职”。
因此说，“鲇鱼缘竹竿”既是毛县令仕途生涯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梅圣俞老先生为官一生的光辉历程，也难怪，性情相投的“物以类聚”才使得二人能够有了这样的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