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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是个辛亥猪年，这一年是苏轼的“本命年”，他已经三十六岁了。
刚过了年，听说韩绛从枢密副使除陕西路宣抚使任满回京。
枢密使一职始置于唐后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后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
枢密副使即为枢密使副职，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使把军政大权握于一己之手以便宜从事。枢密使的职掌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枢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甚至“权侔（等同于）于宰相”。
但到了宋代，枢密使制又发生了变化，其任职者由五代时的武将逐渐转为以文官担任，职权范围又逐步缩小。
苏轼连忙给韩绛韩大人上了一道贺启，表达了自己的问候，同时又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简单地作以检讨。
毕竟，多年来韩绛对于自己一直都有着无私的提携再造之恩。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被授予了一个新职务：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撰定五礼仪注，监视仪物，议定王公大臣谥法等事）。
北宋的“磨勘”是一种古代官员考核升迁制度，由唐而起，宋朝延续之。
封建社会中的官员提拔晋升，相对于其政绩，资历与工作年限更为重要。通俗地说，就是官员得熬资历、有老资格。
庆历新政时，范仲淹对该制度进行改革，后改革失败，重新恢复了磨勘制度，直至南宋。
这也说明了，国人的“没有功劳也有熬劳”这句话也绝不是空穴来风。
那时，每逢提及苏轼的大表哥文与可，当时朝廷上下众人的褒奖之辞就会不绝于耳。说他： “为人靖深，操韵高洁，超然不撄世故”， “撄”，这里是指接触之意。
就是这样一个人，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时，文与可在知太常礼院任职，面对王安石身边前呼后拥的附丽之人时，也决定独自选择远离朝廷，数次向朝廷乞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春，朝廷终于恩准文同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至于陵州的得名，文与可还专门做了一番考证，得出的结论是：
据地理志，这片土地本为犍为与蜀二郡之地，在梁朝属于怀仁郡，因境内有陵井 （盐井名，系我国古代大口盐井中最为着名和最具代表性的盐井。因其位于四川仁寿县境内，相传为东汉道教始祖张道陵所开,故以“陵”名之），故名陵州。
得知文与可要离京到老家蜀地外任，一些同事好友纷纷前来送行。
苏轼先是作诗《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然后又应表哥之请，在一方玉堂大砚上题写了砚铭。
此砚是任集贤校理、太常礼官的老同事、扬州人孙洙（音朱）（字巨源）所赠。玉堂式的砚台，其实就是长方形的砚台，这种形式的砚台出现的很早，宋代才开始成为砚式的主流，至明清才普遍流行。
在所写砚铭里，苏轼还和表哥开玩笑说，这方砚台有四块砖那么大，与可老兄到了陵州后，要把南山上的松树全部烧光，制成的炭墨也不够用。地处高山的陵州，用水极其困难，要把陵州的水全部用上，才能够勉强将此砚润湿。
当然，这也是文人之间笔墨中常常会出现的“恶作剧”。
对于文与可的画，苏轼常常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苏轼认为：与可画的竹石枯木，已经深得艺术规律的精髓，非常符合于天工造化，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世人对于有固定形状的事物，若画得不像，还不算失败。若是违反了事物的规律，那可就是彻底的失败了。历史上，但凡有想欺世盗名的画家，必然会选取那些个没有固定形状的事物来作画。
前些年，文与可已在净因院的方丈室里画过两丛竹子。
这次文与可要出守陵州西行，临行前，苏轼陪同大表哥来向净因院的长老道臻禅师道别。因那时法堂内正在整修四壁，老禅师又借机向文与可求画，文与可就在东斋堂又精心地画了两枝竹子和一段枯木。
送走了大表哥，苏轼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衙门里头的日子仍旧得一天天打发。
朱寿昌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及过。在“二十四孝”的故事里，他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但对于苏轼而言，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完全没有一丝的神秘色彩，只是个年长苏轼二十三岁的同事而已。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今安徽天长）人。以父朱巽荫守将作监主簿，累调州县，曾通判陕州、荆南，权知岳州。后因弃官千里寻母之事遍传天下，孝子之名得于遐迩。
寻母归朝后，朱寿昌官至司农少卿、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年七十而卒。
苏轼闲来无事，不知怎的，突然间想起了这个朱寿昌，就提笔给老朱写了一首赠诗。
在诗题中苏轼写道：
“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当朝却有个叫李定的官员，是个与朱寿昌精神背道而驰的存在。
朱寿昌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母亲，不惜放弃做官也要寻到母亲。朱寿昌寻找到母亲之后，受到同时期大文豪苏轼的歌颂，苏轼的这首诗，却让不孝子李定如芒在刺。
后来，“乌台诗案”中陈定将苏轼告发，与此也许不无关系。
这个不孝子李定，还是王安石的学生。要说李定这个人一生也没有太大的过错，甚至还可以说他是一位清官，但是李定就只因这件事被人诟病，那就是闻庶母仇氏亡故时，作为儿子的李定却“匿不为服”。
李定的不孝与朱寿昌的大孝形成鲜明对比，苏轼写诗赞美朱寿昌的孝行，在李定眼中就是在讽刺他的不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