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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的到来，两人又重逢在京师高官名流云集之地。苏轼看到表哥如今默默无语颇为深沉，已把自己性情陶冶得清虚宏深，文质彬彬而又虚怀若谷。反观自己终日惶惶，深陷繁琐的事务之中。
所以，这次苏轼对这位表兄是真心崇拜并真心欢迎的。
五月里，王闰之诞下一子，小名叔寄、竺僧，大名苏迨，字仲豫。为什么取“叔寄”这样的名字，有苏学研究者称，在苏迨与苏迈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因此苏迨小名中有一“叔”字。只是后来，这位位居中间的哥哥不幸早夭，直到苏过出生后，苏家才重定行次。
就在苏轼沉浸在王闰之又给自己生下儿子的喜悦之中时，朝廷上又下诏令两制举荐谏官。时年以六十三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礼部侍郎范镇，在听到了朝廷上下都以为当今最适合出任谏官的人选是苏轼时，毅然向朝廷举荐苏轼充任谏官。但由于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表弹劾从中作梗，此事便不了了之。
谢景温素与王安石相友善，又将其妹妹嫁给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便成了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妻哥。为了在政治上追随王安石，遂积极参与变法活动，因此被擢为侍御史知杂事，这厮曾上书弹劾苏轼在丁忧归蜀时，用官船贩卖私货。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所幸最终查无此事。
奇怪的是，私底下谢景温博学洽闻，才华横溢，还与范仲淹、欧阳修相友善。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时人以为“吏师”。这种人，可算作封建社会读书人中的政治投机人物。
北宋熙宁年间，还出了一位已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朱寿昌，成为了苏轼人生阅历中的一段插曲。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市）人。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成功地跻身于“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
孝道一直是中国民族的传统道德品质，也是中国文化界和存在文化中最明显的差异之一。
自古以来，官方一致认为“孝”是国人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不断赋予孝文化新的内涵。纵观古今，名留青史的哪一个爱国官员不是孝子呢？甚至在很多朝代都采用“举孝廉”作为选官的标准。到了宋代，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家朱熹也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一准则。
古语有云：“德政千秋，孝心天下”。一个忠于父母，用感恩的心爱父母的人，往往是忠于国家的。
于是，中国二十四孝的故事流传了下来。
《二十四孝》本是由元代郭守正整合而成，通过王克孝绘制成为了《二十四孝图》流传于民间。其中集中了从虞舜时期到唐宋时期关于孝道的事例，然而为了突出“孝道”，这些例子中难免有些夸大的成分，比如《卖身葬父》的事例，早已是超越了道德底线的行为，当然已不再适合如今的时代认知。
百善孝为先。
在传统道德观念之中，“孝道”一直是人们所尊崇与敬仰的美德，因此无论是在文学着作，还是在书写绘画之中，关于“孝”的题材一直络绎不绝，元代的《二十四孝》便是典型的例子。它传唱至今早已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无数画家以此为蓝本进行着创作，然而时至今日，却也有人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
作为一名以犀利风格而蜚声世界文坛的文学家、思想家，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中，便有着一篇名为《二十四孝图》的文章，其中直言“《二十四孝图》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虽然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郭巨埋儿”难免让人觉得有违人伦，而“卧冰跃鲤”也难免让人觉得违背科学常识。
但“孝道”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美德，也一定是建立在道德之中，而非凌驾于道德之上的。是糟粕就要丢弃，是精华就要继承，对于元代的《二十四孝》来说，流传至今也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其中的极端事例是精华还是糟粕相信大众心中也能够自行判断，或许鲁迅评价的“教坏了后人”过于犀利，但也绝非是空穴来风，毕竟如果我们为了孝道，不顾道德和伦理的底线，那么这种孝自然就是“愚孝”，就是盲目的孝了！
朱寿昌的父亲朱巽是宋真宗年间的工部侍郎 ，寿昌为庶出，其母刘氏是朱巽之妾。
朱寿昌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从此母子分离。朱寿昌长大成人之后，荫袭父亲的功名，出而为官，几十年的仕途颇为顺利，先后做过陕州荆、南通荆，岳州知州，阆州知州等。然而他一直未得与生母团聚，思念之心萦萦于怀，以至于“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
母子分离后的五十年间，他四方打听生母下落，均杳无音讯，为此他烧香拜佛，并依照佛法，灼背烧顶，以示虔诚。熙宁初年，听说他母亲流落于陕西一带，已嫁为民妻，他又刺血书写《金刚经》，并辞去官职，与家人远别，千里迢迢，往陕西一带寻母，并与家人道“不见母，吾不返矣”。
可能是精诚所至，朱寿昌终于在同州（今渭南市大荔县）找到了自己的生身母亲。
当年母子分离时，寿昌尚年幼，五十年后重逢，老母已七十有余，寿昌也年过半百了。原来，寿昌母刘氏离开朱家以后，改嫁党氏，又有子女数人，寿昌视之如亲弟妹，全部接回家中供养，有人将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上奏神宗。
熙宁三年（1070）的六月初四，宋神宗得知朱寿昌的事迹后，责令其官复原职。当时，朝中的名公巨卿如苏轼、王安石等还都争相述文作诗赞美其孝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