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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回到家，心潮澎湃，难以入眠。于是就披衣起坐，剔亮银灯，用在居蜀期间跟父亲大人苦学来的知识，笔头生花、旁征博引地又重新起草了进士答殿试策论一道。
文章中，苏轼首先引用《礼记》中的一段话来劝谏神宗皇帝，说陛下您要先自身清纯才能够接受五味，先本身洁白才能接受五彩。微臣希望陛下首先要清净自身使自己的内心清静无为，心静自然凉嘛，然后逆耳的忠言、利国的谋策，才能听到您的心里！
微臣害怕的是，如今某些歹人的歪理邪说业已充塞了陛下的心室，陛下已被朝野上下的正邪之争扰乱了自己的分辨能力，俗话说是“被黑馍馍占住嘴了”，到时候，即使有了治国良策（白馍馍），陛下也是听不进去的。
说到这，按现代市面上流行的社交学书籍的教程分析，被影射者——王安石先生，该不会是赞同，而是不出意外地要恼羞成怒了吧。
苏轼又说，都说“君主的圣明统御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有伦有序”这句话，微臣认为陛下并不一定真正地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把事情的主次给弄颠倒了（注意这里边的分寸）！百官各司其职，难道是圣上挨个去督促他们吗？万事运行有序，难道是圣上亲自规划的结果吗？叫我说，官员日常的办公有序，这叫“职”，办事有先有后，此为“序”。
如今，陛下您让新任的两府大臣侵夺了三司掌管财货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了路司、太守、县令的正常管理。刑狱方面，不是交给有关部门严格按法律程序去办理，而是取决于执政大臣的意志。边关战事的重大决策，不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交给将帅们自己去决定，而是听从于身边小卒子“井底之蛙”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百官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职守了！
陛下要想实行王道，首先应该讲求的是道德道义，最后迫不得已才去动用刑罚。还有就是凡事要先讲仁义，最后再去谈利益。然而陛下却把这些东西的顺序都给弄反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万事万物的运转都失去了正常的的秩序。比如说，宰相的职位自古以来都是在论道中经营邦国的，如今陛下您让中书省只能机械地执行条例司的文书，而把中书省的职权彻底地给剥夺了！
如今朝廷的危害，在于时机还未成熟就强推新法，人心怎能信服，成就事业要循序渐进的嘛。如今治理政事的人都已不讲究情理了，而是靠着君主的权势和赏罚的威严，威逼着人们去做事。
苏轼甚至还举例说：按照常识，用斧子强行地去劈木材，一定是会劈开的。但是，若你不按照木材的纹理去强劈，说不定斧子还会被劈卷刃的（有点威胁的意味）。
如今陛下强令农民向官府借贷青苗钱，与商人争夺利益，天下人都认为朝廷是在牟利，而陛下却认为此是义举。而近来推行的助役、均输等政策，加之军队中严惩逃兵的政策，骤然轻率地执行，都是非常危险的。
至于苏轼与宋神宗的关系，那也是极为微妙的：
在文学上，宋神宗对苏轼的才华一直是非常欣赏的。
据《庚溪诗话》记载，宋神宗曾问大臣自古以来谁的才华可以与苏轼相比，大臣回答是李白，但宋神宗认为李白的才华虽高，但学问不如苏轼，这表明宋神宗对苏轼的文学造诣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政治上，苏东坡多次向宋神宗提出建议，尽管他的建议大多合理且出于公心，但由于宋神宗执政经验不足，且对变法的强烈愿望使得他对苏轼的建议由好感转为厌恶。苏轼的直言不讳和多次上书反对变法，使得宋神宗对他的印象逐渐恶化。
因为宋神宗上台接手的江山，朝廷内外的危机已达到顶峰状态，冗兵、冗官，冗费情况日益加深，国家财政陷入特别困难时期。外有强敌压境，只能通过岁币的方式贿赂对方，内部又有一波接一波的起义，更加加深了宋神宗的恐惧。
所以，他对富国强兵有着强烈且真切的愿望。亲政之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相，开始筹备变法运动。
苏轼的一生经历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宋神宗，“乌台诗案”几乎推毁了苏轼积极入世的思想，而造成这样的结局，与宋神宗对苏轼的印象有很大的关系。
但宋神宗终究还是年轻，执政经验不足，好几次都下诏鼓励别人提意见，这本来就是做做样子，就和当今企业里面，搞个“总经理信箱”挂在墙上，说是欢迎大家多提意见，但真的能去提么？
然而苏轼就不客气了，他不仅提了意见，还受到宋神宗的表扬。
熙宁二年（1069）五月，苏轼对王安石建议神宗改变科举、兴学校、罢诗赋、明经诸科的做法说了自己的看法。
宋神宗看到奏折之后，很是高兴，于是就面召苏轼论当时政令的得失。
苏轼也直接指出宋神宗“求治太速，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的缺点，宋神宗听后有点惊讶，因为苏轼是第一个这么直白跟他说，但是宋神宗还是表扬了苏轼，“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这也是苏轼与宋神宗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一次见面。
这次见面对苏轼影响很大，宋神宗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位识士之君，惜才之主，是可以让自己实现“志群尧舜”抱负的一位皇帝。然而，在政治觉悟上粗线条的苏轼并没有觉察到皇帝的微妙情绪变化。
果然在第二次进言时，宋神宗对苏轼由好感，转为有些厌恶了。
我们知道，虽然苏轼说得有道理，上书的初衷也是好的，但就是令倾心于新法的宋神宗扫兴与尴尬，苏东坡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地位动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