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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师的十方静因院里，大觉禅师怀琏取出所藏至宝——唐阎立本的水官画以及遗着赠予苏老泉。
苏洵兴余，作了一首后来成为其代表作之一的《题阎立本画水官》诗，专门回赠了怀琏。作完后，又特命苏轼也依韵和了一首，不难看出苏老泉在教育子女方面言传身教的高明之处。
在京师赁房住下后，闲暇之余，苏轼忙给远在家乡眉山的好友杨济甫去信叙述了近况。
杨济甫，作为苏轼老家的一位布衣百姓，之所以在此处特意提及，那是因为在今后苏轼的落难生涯中，此人还要数次出场——老杨是苏轼一生中共患难的为数不多的布衣之交。
在京师的这段时间，苏轼业余时间还经营了一个小小的园子叫南园。
后来，苏轼去了凤翔任职，苏辙与父亲和一个叫黎錞的渠江（今四川广安市肖溪乡王家坪）人住邻居。黎錞，字希声，两个儿子按当时的习俗，分别起名叫黎俦、黎侁，名字起得还是挺讲究。
闲暇下来时，在苏老泉的策划下，父子三人把自江陵陆行至京师途中所作的诗赋五十二篇，编纂成册，名为《南行后集》。
由于苏轼去了外地，该集子的引（为避祖讳，不能叫序）就只好让苏辙捉刀了。今天，我们已不能够评论苏辙的“引”水平高低与否，主要是小苏的这篇引文早就佚而不存了。
八月十七，朝廷特派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在密阁考试制科，吴奎向仁宗报送本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中王介、苏轼、苏辙的各六篇论合格。
如今再读这六篇论，尽管里面充斥的全是“君子小人”、“仁义道德”、“孔孟之道”一类的软知识（纷然诵说古今），但这也是古代士子对付科举考试的不得不做的基本功。
八天后，宋仁宗亲御崇政殿主持考试。
考官分别为：胡宿（字武平，胡宗愈乃其侄）、范镇（字景仁）、司马光（字君实）、蔡襄（字君谟），闻其名都是北宋的大腕。
苏轼在殿试中进了《策》，答了《策问》，进《中庸论》等二十五篇文章。
这些论大都是按当时的主流观点评论一些历史人物的，里面会难免掺杂一些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殊不知，苏轼几百年后也成了天下知识分子竞相品评的对象，也与想当年自己品评的圣人们站到了一样的人生高度。
皇榜放出，苏轼得御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三等，从原有的从九品（副县级主簙）升级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厅事（正八品）。
苏辙得第四等，除商州军事推官。对于这件事，恩师欧阳修在给门生焦千之的信中说：“苏轼昆仲，连名并中，盛事！盛事！”
皇榜发布后，苏轼连忙恭恭敬敬地给这些个考官们上了两份谢表。
苏轼在谢表中异常自谦道：我敢用我之微躯，自今日开始为国家效命，至于别的，我以菲劣之才深感羞愧而不知如何裁决。又说道，我才虽不及，侥幸得到宽容。我不是心怀官位和待遇之荣耀，私底下窃喜的无非是遇到了愿意原谅自己的人。
古人的这些谦虚之道，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虚伪了。但在当时，苏轼这位小同志不这样从俗定然也是说不过去的。
寓居京师时，苏轼曾去拜访过一位据说很着名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在张医师处听说了一件奇事：
话说河北大饥，有一对夫妇由于不能养活襁褓中的儿子，遂弃于道旁的空冢中。荒年过后夫妻俩又路经此冢，想去收拾儿子的骨殖。令人震惊的是，发现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弃子看见父母便爬过来欲要投怀送抱。
再看冢中空无一物，只有一处孔洞很光滑，好像常有蛇鼠出入。于是，便抱其子求助于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张荆筐说，这是一只千年不吃食物且能冬眠的千年蛤蟆在给你儿子发功。按理不用用药，假如此子任凭他不吃食物，亦不娶妻，长大后必定得道。张荆筐先生对苏轼说这件事是嘉佑六年（1061），有苏轼当时作的记文为证。
人道，苏轼同志的“一食一笑皆有所记”，厉害之处，我们在此算是领教了！
紧接着，苏轼的签书凤翔府判官告下。职务为：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随即又有任命下来：追封苏母程氏为武阳县君。
关于这种封建时代提倡孝行的做法，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至少能让官员获得一种精神上被认可的所谓“获得感”。
父亲苏老泉此时则与一位叫李育（字仲蒙）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南三十四里缑氏镇）人打得火热，常一起交游。
苏轼离京赴凤翔任之前，先作别了好友陆诜。
陆诜，字介夫，余杭人，进士及第后，除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北宋初期隶属陕西路,熙宁五年分陕西路为永兴军路、秦凤路,延州隶属永兴军路）。入观，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后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从这一角度来讲，陆诜的履历与苏轼基本上大同小异，因此能够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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