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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八百里加急”的实测，急递分等级“四百里”“六百里”“八百里”（日行极限约800唐里≈432公里），但实际受地形限制极大。长安至金州若以“八百里加急”，理论上需约12小时（按均速35公里\/小时），但因秦岭栈道曲折险峻，实际耗时远超于此。
李大亮受命前往的樊城、邓城与襄阳均位于汉水中游地带，其中樊城与邓城在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一带，隔汉水与襄阳城相望，形成“南襄北樊”的地理格局，而襄阳（今湖北襄阳市襄城区）作为汉江流域的核心城市，扼守南北水陆要冲，是连接中原与江南、关中与江汉平原的战略枢纽。
从长安的视角看，这一区域位于都城东南方向约600公里外，需穿越秦岭东段的武关道或沿汉江东下，经金州（今陕西安康）进入汉水谷地。金州作为长安南出秦岭的第一重镇，与襄阳直线距离约400公里，两地通过汉江航道及沿岸陆路相连，构成了一条贯通关中与荆襄的军事经济走廊。
唐初朝廷派遣李大亮至樊、邓一带，政治与军事目的非常明显。隋末群雄割据时，襄阳曾为萧铣政权所控，地方豪强与残余势力仍暗藏隐患。樊城、邓城作为襄阳外围屏障，是汉北平原的军事支点，若不能有效安抚，可能威胁唐朝对汉江中下游的控制。
李大亮早年治理金州时展现的军政才能，尤其是稳定秦岭以南的经验，使其成为南下经略的理想人选。其任务核心在于以军事威慑与怀柔政策双管齐下，一方面整饬防务、谋划收复襄阳周边尚未完全臣服的区域，确保汉江航道畅通，使江南钱粮可溯汉水、经金州转运至关中；另一方面招抚流亡、劝课农桑，瓦解地方豪族与旧政权势力的反抗基础，将荆襄之地彻底纳入唐朝赋税与兵源体系。
唐朝朝廷此举不仅为贞观年间经略江南、平定辅公祏叛乱奠定后方基础，更通过强化汉江流域的统治，构建起以长安为中心、辐射东南的帝国动脉，凸显了唐初朝廷“以抚固战，以战促统”的边疆战略智慧。
当时，正值唐王朝与王世充（郑政权）争夺中原控制权的关键时期。时王世充之侄王弘烈据守襄阳一带，扼汉水要冲，威胁唐军经略荆襄的侧翼。为扫清南线障碍，唐高祖李渊命行军总管李大亮率偏师南下，配合李世民主力对洛阳的围攻，执行“断郑右臂”的战略任务。
十一月十三日，李大亮部突袭樊城镇（今湖北襄阳樊城区）。此地位于汉水北岸，与襄阳城隔江相望，王弘烈在此布设十四处连营，以部将国大安领精兵五千驻守。
王弘烈为隋末割据势力王世充之侄（一说为堂兄之子），属郑政权核心宗室成员。王世充篡隋称帝后（国号郑，619-621年），王弘烈被委以重任，镇守襄阳（今湖北襄阳），控扼汉水中游，负责抵御唐朝南进并联络江陵萧铣（梁政权）。
武德三年（620年）唐军主力围攻洛阳王世充，王弘烈在襄阳、樊城一带策应，试图通过汉水向王世充输送粮草，并牵制唐军南线兵力。
汉水北岸寒风呼啸，李大亮的中军帐中烛火摇曳，五名裨将甲胄未解，围着一方粗木沙盘。沙盘上插着十四面黑旗，象征樊城连营。李大亮以刀鞘点向中军大营的木牌，沉声道：“王弘烈以国大安为爪牙，十四寨首尾相顾，然观其布阵，实为蛇鼠同穴。”
裨将张韬皱眉道：“将军，我军仅三千骑，郑军五千据寨死守，强攻恐难破局。”
李大亮掷出密报，冷笑一声，继续说道：“斥候已探明，国大安为镇抚降将，强征流民充作营兵。各寨主将半数出自萧铣旧部，与郑军貌合神离，此非铁板，乃朽木也！”
骑兵校尉陈延击掌道：“末将愿率轻骑夜袭，直取中军！”
李大亮听后，摇头道：“国大安非庸才，必在要道设伏。传令全军：今夜子时，人衔枚、马裹蹄，沿汉水芦苇荡潜行二十里。陈延率八百死士伏于东侧山坳，待中军火起，截杀溃兵！”
参军赵虔指着沙盘说道：“将军，若敌坚守不出，该如何？”
李大亮刀鞘猛然劈断中军木牌，木牌断为两截间，其说道：“擒贼先擒王！本将亲率二百锐卒扮作流民混入营寨，斩旗夺门。你等见火光为号，三路齐发，此战不要俘虏，只要国大安首级！”
帐外忽起一阵狂风，烛火骤灭。黑暗中李大亮声如铁石：“此战若败，本将自刎谢罪；若胜，汉水航道归唐，诸君皆可封妻荫子！”
深夜，李大亮采取“夜衔枚、昼偃旗”的隐蔽行军策略，趁郑军不备，以精锐骑兵直插中军大营。《资治通鉴》载：“大亮身先士卒，斩其将国大安于阵，余众溃散”，唐军乘势拔除十四寨，彻底摧毁樊城防线。此役不仅斩获“甲仗粮秣无算”，更使襄阳陷入孤立，为次年李孝恭、李靖平定萧铣扫清了汉水通道。
此战在当时极具战术价值，其一，李大亮以机动兵力牵制郑军南线主力，迫使王世充无法抽调襄阳驻军支援洛阳；其二，夺取樊城后，唐军得以控制汉水航运，截断王世充政权与南方萧铣势力的潜在联系；其三，展现出李大亮“临机制变、胆略过人”的军事才能，为其后晋升金州总管府司马（621年）奠定功绩基础。正如司马光所评：“唐初削平群雄，非独世民善战，亦赖诸将若大亮辈各展其才。”此役堪称武德年间区域性攻坚战的典范。
唐军李大亮虽胜，但并未攻克襄阳城，至武德四年王世充降唐后，方因孤立无援而陷落。而王弘烈作为王世充集团的地方守将，其生平主要活跃于武德三年至四年间，因樊城之败丧失战略支点，最终随郑政权崩溃而退出历史舞台。其结局虽无明文记载，但结合唐初对降附势力的处理方式及襄阳的战略易手时间，合理推测其或在洛阳陷落后投降，随后被唐朝清算处决。这一空白则反映了后世史书对次要人物的取舍，亦凸显了隋唐之际群雄混战中众多边缘角色的悲剧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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