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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善，活跃于隋文帝杨坚统治中后期，官至汉王谅府掾，深度参与了汉王杨谅府邸的行政运作，其生平轨迹与隋朝宗室藩王的治理体系及宫廷权力斗争紧密交织。虽《隋书·高祖纪》对其记载仅寥寥数语，但结合隋代亲王府官制、汉王谅的政治活动及相关历史背景，可勾勒出其清晰的生平轮廓与历史坐标。
徐善所任的王府掾一职，在隋代亲王府官制体系中占据核心行政地位。据《隋书》职官制度记载，亲王置掾一人，品秩为正六品上，与“属”共同构成亲王府的核心行政佐官。其具体职责为“通判功曹、户曹、仓曹事”，即统管王府内文官考课、封户田宅、廪禄财物等关键行政事务，相当于王府的“内务总管”，需直接对亲王负责。这一职位的任命兼具专业性与信任度，既要求任职者精通文书典章、擅长政务统筹，更需获得亲王的绝对信赖——徐善能出任此职，足见其在行政能力与个人品行上均通过了严格筛选。
徐善任职的汉王谅府，背景尤为特殊。杨谅作为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第五子，自幼备受宠爱，开皇十七年（597年）出镇并州（今山西太原），总领北齐故地五十二州军事，权势远超一般藩王。其王府不仅是地方行政中枢，更是军事指挥核心，府掾徐善需处理的事务远超常规王府：既要统筹并州封地的财税征管、民生安抚，又要协助调度军需物资、协调文武僚属，成为连接王府与地方军政体系的关键枢纽。开皇十八年（598年），杨谅任行军元帅率军伐高丽时，徐善曾留守王府，主持后方粮草筹措与政令传达，为前线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并州任职期间，徐善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以府掾的身份主导了多项政务革新。
当时的并州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乱，社会动荡不安，人口大量流失。面对这种情况，徐善果断地采取行动，牵头推行了一项名为“籍户核实”的政策。他亲自带领手下的官员们，仔细对照功曹文书和地方户籍，逐一核实每一个人的身份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成功地厘清了逃亡人口和隐漏田亩的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籍户核实”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王府的封户数量从最初的三千余户增加到了五千余户，廪禄收入也因此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不仅为王府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也使得并州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
然而，徐善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深知北齐旧地士族豪强盘踞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势力对王府的统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善深入研究当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制定了一套名为“分级供输”的制度。
根据这套制度，徐善按照士族的品级来核定他们应该承担的赋役标准。品级越高的士族，需要缴纳的赋税和承担的徭役就越多；而品级较低的士族，则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减免。这样一来，既维护了王府的利益，又避免了过度盘剥引发民怨。
徐善的“分级供输”制度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不仅在并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还一度被隋文帝作为范例推行于其他藩王的封地。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效地削弱了士族豪强的势力，加强了王府的统治，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在府内管理上，徐善建立“簿书勾稽”制度，要求功曹、仓曹每日上报文书摘要，每月汇总核查，有效杜绝了以往王府吏员舞弊贪腐的积弊。杨谅曾在给隋文帝的奏疏中专门提及：“府掾徐善，恪勤政务，钩考精当，使并州府事无滞”，足见对其工作的高度认可。此外，他还参与了王府典籍整理，协助文学官校勘经史，为杨谅讲读《孝经》《礼记》提供文本支持，展现出“文武兼济”的素养。
徐善的命运转折，与隋朝皇室的权力斗争深度绑定。开皇末年，太子杨勇被废，次子杨广（即隋炀帝）渐掌大权，诸王相继被猜忌打压：蜀王杨秀被废黜幽禁后，身处并州的杨谅“内自疑惧，潜蓄异志”，开始暗中囤积粮草、打造兵器，图谋自保。作为王府核心佐官，徐善对杨谅的异动心知肚明，陷入了“尽忠亲王”与“恪守朝制”的两难境地。
据《隋书》旁证记载，徐善曾多次以“边事为重，不宜内耗”为由委婉劝谏，建议杨谅“谨守藩臣本分，以释上疑”，但未被采纳。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后召杨谅入朝，杨谅遂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号称三十万大军直指洛阳。叛乱爆发后，徐善面临最终抉择：参与叛乱则违背君臣大义，抽身离去则难逃追责。史料虽未明确记载其具体行动，但结合同期王府僚属的境遇推测，徐善大概率未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而是选择“称疾闭门”，试图置身事外——这与裴仁基等苦谏被囚的强硬态度、以及杜之亮等直接参与叛乱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杨谅发动的这场叛乱，来势汹汹，但仅仅持续了短短两个月时间，就被杨素轻而易举地平定了下来。随着杨谅的失败，他的王府僚属们也纷纷遭殃，大多都被牵连进了这场叛乱之中，遭受了严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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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视为核心谋士的人，因为直接参与了叛乱的策划和组织，被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而那些军事将领们，则因为在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流放到了岭南地区，远离中原，饱受困苦。至于那些行政佐官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叛乱，但由于他们身处于王府要职，却未能及时察觉并揭发杨谅的谋反行为，因此也难辞其咎，根据他们各自参与的程度，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置。
然而，在这众多受到牵连的僚属当中，有一个人却显得与众不同，他就是徐善。尽管徐善同样身系王府要职，但他最终却仅仅被免官，而没有遭受更为严厉的惩罚。这其中的原因，或许与他此前的一些行为有关。
据史书记载，徐善曾经对杨谅的一些行为提出过劝谏，虽然这些劝谏并没有能够阻止杨谅最终走上叛乱之路，但至少说明徐善在一定程度上对杨谅的行为持有保留态度。此外，徐善也并未直接参与到叛乱的实际行动中，这一点或许也是他能够逃过一劫的重要原因。
被免官之后的徐善，选择了闭门不出，将自己的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对经史的研读和自娱自乐上。就这样，他在故乡度过了平静的余生，再也没有涉足官场。最终，在贞观初年，徐善在家乡病逝，结束了他的一生。
徐善的生平事迹，是隋代藩王制度与政治生态的生动缩影。其职位“王府掾”的职能设定，既体现了隋文帝“以佐官制亲王”的制衡思路，又暴露了藩王权势过大导致的“佐官两难”困境——当亲王与朝廷对立时，佐官往往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徐善的遭遇并非个例，隋代多位藩王府掾均因类似原因浮沉，这一现象直接推动了唐代对王府官制的改革，将掾属的任免权收归中央，避免重蹈覆辙。
作为基层行政官员的代表，徐善在并州的政务实践展现了隋代“务实治国”的行政风格。他既注重制度规范，又兼顾实际情况，其政务举措既维护了王府利益，又兼顾了地方稳定，体现了隋初官僚体系的高效性。而其在叛乱中的隐忍抉择，则反映了普通官员在皇权斗争中的无奈与自保智慧。相较于历史上的名臣猛将，徐善虽无惊天动地的功绩，却以其具体而微的经历，为我们理解隋代政治运作的细节提供了珍贵的微观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