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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太相是隋朝中后期参与军事后勤事务的地方官员，其事迹仅在《隋书·炀帝纪》中留有零星记载，无独立列传传世。但结合隋炀帝时期的政治军事背景与地方行政体系，可勾勒其生平轮廓，展现他在隋初对外战争与地方治理中的历史角色。
关于徐太相的生卒年份、籍贯及入仕前的经历，史料均无明确记载，这与隋代中下级地方官员的史料留存状况一致。隋朝建立后，推行科举制与察举制并行的选官制度，地方佐贰官多从具备实务能力的士人或基层吏员中选拔。徐太相能担任汲郡赞治一职，推测其应在隋文帝或炀帝初年步入仕途，凭借行政才干逐步积累资历，最终跻身郡级核心幕僚序列。
徐太相的核心任职“汲郡赞治”，是隋代郡级政权的重要官职。隋初设“赞治”为州府佐贰，炀帝改州为郡后，赞治更名为郡丞，位列郡守之下，秩品从正五品至正六品不等[__LINK_ICON]，主要职责包括协助郡守处理行政事务、监督地方吏治、管理户籍赋税，同时在战时承担军需调度与兵员征发任务，堪称郡府的“政务与后勤中枢”。汲郡（今河南北部）地处中原腹地，是连接洛阳与河北、辽东的交通要冲，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徐太相在此任职，足见其行政能力得到朝廷认可。
徐太相生平中最明确的事迹，是在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参与第一次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此次远征是隋代规模最大的对外战争，炀帝集结113万大军，分二十四路水陆并进，号称二百万，馈运者更是倍于此。战前，汲郡作为临近前线的后方基地，承担着粮草囤积、兵员转运的关键任务，徐太相以赞治身份深度参与其中。
史料明确记载，此次战役中“段文振等出灌津道”，徐太相的名字与这一军事部署直接相关。段文振时任兵部尚书、左侯卫大将军，是灌津道行军的核心统帅，但他在出征途中身染重病，于二月临终前仍上书炀帝，建议速攻平壤、勿失战机，最终三月病逝于军中。结合徐太相的地方官职推测，他极可能负责灌津道方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一是统筹汲郡境内的粮草征集与储运，按军期输送至灌津道集结点；二是协调地方役夫参与军需转运，保障军队补给线畅通；三是协助完成郡内兵员征调与整训，补充前线兵力。
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在隋军的作战进程中尤为凸显。此次远征因炀帝遥控指挥、诸将不敢专擅，导致辽东城久攻不下，水军在平壤中伏惨败，陆军于萨水遭高句丽反击，最终三十万大军仅存二千余人撤回。而后勤体系的压力早在战前已显露无遗：东莱造船民夫腰以下生蛆、死者十之三四，河南河北运粮丁男死亡过半。徐太相在汲郡的调度工作，虽未能改变战役败局，却为灌津道方面军提供了基础支撑，是隋代战争机器中不可或缺的基层执行者。
大业八年之后，徐太相的事迹再无史料记载，其后续仕途走向、结局均不可考。结合隋末局势推测，他可能在后续两次征高句丽中继续承担地方后勤职责，或因战乱离职返乡。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汲郡作为中原要地首当其冲，徐太相若仍在任上，大概率面临战乱带来的履职困境，其最终下落湮没于时代动荡之中。
尽管史料匮乏，徐太相的存在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他既是隋代地方行政体系高效运转的见证者，也折射出隋炀帝穷兵黩武对地方社会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