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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任命卢象升为五省军务总理时，满心指望能通过东西夹剿的策略，迅速平定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
为了尽快达成这一目标，朝廷立下了六个月内“完局”的严苛限令。
在当时的明朝统治者看来，凭借朝廷的兵力和卢象升的军事才能，剿灭这些“草寇”应是轻而易举之事。
卢象升，这位备受朝廷倚重的将领，在接到任命后，深感责任重大。
他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但仍毅然决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他迅速着手组建军事班子，与麾下将领们日夜商讨作战计划，试图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围剿策略。
在他心中，平定农民起义不仅是为了朝廷的安稳，更是为了天下百姓能重归太平。
然而，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到崇祯九年春，六个月的限期即将过完，现实却给了明廷沉重的一击。
农民起义虽然在与官军的对抗中遭到了一些挫折，但从整体形势来看，双方依旧互有胜负。
官军在漫长的征途中疲于奔命，他们穿梭于各个战场，常常是刚刚结束一场战斗，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地点。
士兵们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对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感到迷茫和厌倦。
而农民起义军却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方兴未艾。
他们凭借着对土地的熟悉和百姓的支持，灵活地与官军周旋。
在一些地区，起义军成功地突破了官军的围剿，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另一些地方，虽然遭受了损失，但他们很快便能重新集结力量，继续战斗。
看到这样的局面，朱由检这位明朝的皇帝，不禁焦急万分。
他坐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看着各地传来的军情奏报，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
他原本以为，这场农民起义不过是一场小小的叛乱，很快便能被平定。
然而，现实却让他大失所望。他意识到，若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明朝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于是，朱由检先后发布了加紧剿杀和招抚“胁从”的诏令，企图双管齐下，一举扑灭农民起义的火焰。
在他看来，剿杀可以消灭起义军的有生力量，而招抚则能分化他们的阵营，从内部瓦解起义军。这看似完美的策略，却在实际执行中遭遇了重重困难。
三月，朱由检满脸怒容，对着兵部官员大声“谕兵部：勒总理卢象升及河南、陕西、郧阳各巡抚克期剿寇军令状”。
他的声音在宫殿中回荡，充满了威严和压迫感。
他对任事诸臣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暗示如果不能按期平“寇”，将难逃朝廷大法的严惩。
在他的心中，这些大臣们肩负着挽救明朝统治的重任，若不能完成任务，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卢象升接到军令状后，心中倍感压力。他深知，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考验，更是关乎明朝命运的关键时刻。
他看着手中的军令状，眼神坚定，暗暗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然而，他也清楚，仅凭现有的兵力和资源，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彻底剿灭起义军，谈何容易。
五月，朱由检端坐在龙椅之上，神色凝重，故作悲悯地颁布了那道“大赦山陕胁从群盗”的诏书。他的声音在朝堂之上悠悠传开，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皇权威严：
朕承天命君临天下，心怀苍生，眷顾万民。每念及我大明百姓，皆为朕之赤子，本应安居乐业，共享太平。
怎奈官场贪腐成风，官吏狡黠弄权，又逢连年灾荒，致使百姓饥寒交迫，无奈之下，误入歧途。
起初不过一二懵懂之人，却因种种逼迫，使得胁从者日益增多。多年来，无数无辜百姓惨遭杀戮，朕痛心疾首，辗转难眠，时刻为此忧虑不安。
今朕特颁此赦书，派遣官员快马奔赴各地，传令各巡抚、巡按，务必将此赦令昭告天下，依循当地风俗，晓谕民众。
但凡有悔悟罪行、诚心投诚、弃暗投明者，皆视为朕救回之难民。
相关官员需逐一详细查明其籍贯，若为本地人士，便编入保甲，加以妥善管理；
若来自外省，便分别派人护送其归乡。他们原本的田产家业，应尽数归还，朝廷还当从多方面给予抚恤关怀，让他们能重享安宁的市井生活，彻底消除反叛之心。
但朕亦有言在先，若仍有冥顽不灵、坚持作恶、屡教不改者，他们既然自绝于生路，又怎能容于天地之间？
各总督、巡抚务必激励将士，齐心协力，对其进行围剿，务必斩草除根，绝不能让这些余孽再次滋生。
朕衷心期望，诸位能够明辨是非，把握时机。
顺应朝廷安抚之举，远离叛逆之路，方为明智之选。朕之诏书将传至四方，望天下臣民皆能知晓。
这一诏书虽然言辞恳切，说得冠冕堂皇，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