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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必须声明，我所有的行为都经得起审查。
同时，我也要求按照程序，看到正式的、明确要求我停职的书面通知。”
陈山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保留王建军部分、正常主任职责。
不过让王建军痛心的是，调查组开始对厂里的中层干部进行隔离审查。
第一个被带走的是董阳升，理由是“涉嫌包庇反革命分子”。
接着是食堂主任被带走，罪名是“生活腐化，与王建军同流合污”。
这天晚上，王建军独自在办公室整理材料，老钳工周师傅悄悄找了过来。
“王主任，工人们都很担心您。”
周师傅压低声音：
“调查组天天找人谈话，要大家揭发您的问题。
但是咱们工人都说，王主任是真心实意为工人着想的好领导。”
王建军感动地握住老师傅的手：“张师傅，谢谢大家的信任。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和调查组硬顶，该配合的还是要配合。”
“您放心，我们心里有数。”
张师傅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这是工人们自发记录的，您这些年为厂里做的好事，大家都记着呢。”
就在王建军翻看笔记本时，厂区里突然传来一阵喧哗。
他们走到窗前，只见调查组正在组织一场“突击忆苦思甜”活动。
工人们被要求连夜吃忆苦饭，唱革命歌曲。
“这不是折腾人吗？”张师傅气愤地说：“明天还要上班呢！”
王建军沉默不语。
他明白，这是调查组在故意制造紧张气氛，想要找出他的破绽。
接下来的日子里，调查组的手段越来越激烈。
他们不仅要求工人们揭发王建军的“问题”，还在全厂范围内搜查“反革命证据”。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了王建军的家人。
一天下午，聂文君抱着孩子来到厂里，脸色苍白地告诉王建军：
“今天调查组的人来家里了。
说要检查我们家的生活水平是否符合无产阶级标准。
他们把咱们家的衣柜、橱柜都翻了个遍。
连给孩子准备的奶粉都被拿走了，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王建军勃然大怒，立即找到陈山：
“陈组长，调查我可以，但是请不要骚扰我的家人！
连孩子的口粮都要没收，这太过分了！”
陈山冷冷地说：
“王建军同志，你要端正态度。
调查组是在执行公务，希望你配合。”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秦淮茹。
这个王建军一向不怎么搭边的女人，竟然在调查组面前说了公道话。
“我们都清楚王主任的为人，要说他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是胡说八道！”
秦淮茹当着调查组的面说：
“他要是真想搞特殊化，何必天天在食堂跟工人们一起吃饭？
再说了，上次忆苦思甜活动。
他还特意叮嘱我们要注意工人的身体健康，这样的领导上哪儿找去？”
这番话在工人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一些老工人站出来说：
“王主任去年冬天还亲自到我家，给我生病的老伴送药。
这样的干部要是反革命，那天底下还有好人吗？”
女工周玉芹也红着眼圈说：
“我男人去世得早。
王主任知道后，不但给我安排了轻省点的活儿，还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这样为我们着想的好领导，我不信他会做出那些事儿！”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公开支持王建军，调查组的工作陷入了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