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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刘宏，刘辩没有立刻坐下。
当然，他也不可能去坐刘宏的龙椅。
监国太子有监国太子的位置，在龙椅的东侧有一个属于他的席位。
刘辩向百官行了一礼：“孤年少德薄，还需百官辅弼，众卿辛劳了。”
面对刘辩的彬彬有礼，百官虽然口称“不敢”，但面上的笑容却无法掩盖，显然十分受用，甚至有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臣当场涕泪纵横。
唉，人哪，受了刘宏那么多年的荒唐气，突然来个如此彬彬有礼又亲近士人的太子，不免有些否极泰来之感，哪怕刘辩的上位途径略有些“叛逆”，他们也都不在意了。
“孤有意选一位太子太傅平日为孤答疑解难……”
当刘辩刚说出前半句的时候，百官的眼睛都亮了。
太子太傅啊，负责教导辅弼太子，虽无实权，但只要刘辩将来登基，少不了一个“帝师”之名，至少一个三公的位置是跑不了的。
一时之间，但凡平日里有些名气的人都在期待自己能被刘辩看中，唯有袁隗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按理说，太子太傅应该由天子来定，或是向百官求贤，怎么主动权掌握在了太子手中？
当然，这也是袁隗清楚自己不可能担任太子太傅才能有如此清醒的意识。
毕竟司徒本就有教化之责，当这个太子太傅多少有些重叠了，而且也不符合袁家的利益。
对于袁家来说，刘辩上位是与何进结盟的代价，但不代表他们会倾力支持刘辩，更不会真的去与刘辩结成什么亲密的师生关系。
“孤曾听闻，卢侍中尝学于扶风伯门下，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不知卢侍中可愿费心否？”
扶风伯指的是大儒马融，死后追封扶风伯，因此许多人称呼马融都会以扶风伯唤之。
而卢植作为马融的弟子，还是大儒郑玄的同门师兄，无论是学问还是名望，都足以胜任太子太傅之职。
只不过袁隗却是眉头一皱，有些厌恶地看向了卢植。
同为士人，也同样反对宦官干政，但士人之间也有利益冲突。
比如今古学派之争！
始皇帝焚书之时，使得许多以六国文字记载的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儒家的儒生们只得将那些典籍背诵下来，准备着口口相传传承下去，却不想始皇帝这么快就殡天了，而胡亥这个二世祖居然灭了嬴政都灭不了的第七国！
等到刘邦一统天下，儒生们便将典籍以背诵的形式重新记录在竹简上，使得儒学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舞台上。
这些典籍便被称为今文经，他们所留下的学问也被称为今文文学。
但到了孝景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表示，始皇焚书期间，民间许多儒生冒着杀头的风险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了起来，于是出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加之孝武帝时期鲁恭王刘余表示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于是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
而这些经籍便被称为古文经，这一派的学问也被称之为古文经学。
因为这些经籍都是以战国时期的其余六国文字书写，故而被人传出了儒生们为了文化传承宁死不愿交出典籍的英勇传说。
但是前汉至后汉这么多年，由于大多数古文经籍都被藏于秘府，加之今文学派成为了官方正统学派，因此古文学派的儒生数量也不算太多。
直到王莽大搞复古运动，因此古文学派骤然兴盛，并公开质疑今文经的正统性，认为今文经不过是来历不明的伪经，古文经才是儒学正统。
而后光武帝将古文学派的《左氏春秋》立为官学，但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又将《左氏春秋》的官学地位罢黜，于是没了官学地位的古文学派索性在民间广收门徒巩固传承，走中下层路线，反倒是逐渐兴旺了起来，与之相对的今文学派扫帚自珍，地位开始摇摇欲坠。
直到桓帝和刘宏时期，双方的斗争也到达了巅峰。
而今文学派的既得利益者便包含了汝南袁氏，汝南袁氏的家学《孟氏易》便是今文学派的典籍之一。
但卢植却是师承马融的《费氏易》与《左氏春秋》，妥妥的古文学派士人！
太子太傅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太子的政治倾向和经学倾向，若是卢植这厮撺掇太子将古文学派立为官学……
想到这里，袁隗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举荐一位今文学派的士人来担任太子太傅，但一时之间竟然想不起有谁合适教导太子。
这些年，今文学派虽是官学，但人才逐渐凋敝，党锢之祸也贬谪了一大群今文学派的学者，反倒是走中下层路线的古文学派逐渐占据了庙堂和民间。
比如眼前的卢植，还有蔡邕、服虔、马日磾、郑玄，后面这些人都被他借着党锢收拾了，可没想到郑玄这个背叛了今文学派的二五仔竟然在家里都能给他整出那么多活，他的学问竟然发展到了开宗立派的级别，称之为“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