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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四年夏，一大群老鼠突然出现在中国内陆地区，它们互相咬着尾巴，越过河流，进入了安徽、河南、河北等省份。
崇祯年间，五成是大旱之年，旱灾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国民身体素质严重下降，卫生状况极差。
崇祯十四年的时候，中国内陆地区还处于干旱之中，河北的春天几乎没有雨水，老鼠们没有水喝，只能继续向南走。
与此同时，饥荒中的百姓慌不择食，开始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掉路边的老鼠，一场席卷全国的瘟疫终于爆发了。
于是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了，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
京师大疫，天津大疫。
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
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就是现在的合肥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越看越心惊的班庆涛查到《明季北略》卷十九《志异》的记录：
一个化名为“花村看行侍者”的明代遗民是这场1643年京师大瘟疫的亲历者，在他的回忆录《花村谈往》中，他一口气举出了几个耸人听闻的突然死亡的个案。
一名官员前一刻还和同僚喝茶打恭时，后一刻就“不起而殒”了；两个人一前一后骑马聊天，后面的人刚叙话几句问前面那个人，却发现这人已经“殒于马鞍，手犹扬鞭奋起”；最令人骨栗的恐怕是两个小偷的诡异之死：一家富人在瘟疫中全家死绝，于是这两名小偷打算发一笔横财，这二人约定一个在屋檐上接应，一个下到房中将偷来的东西递上来，结果下面的人递着包就突然猝死，而上面的人在接的时候也染上瘟疫毙命，死的时候，这两个小偷手里还攥着偷来的包袱。
有的新婚之家，新婚夫妻一起死在婚礼上，有人骑马而行，正在说话，后面的人已经死去。
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原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
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
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共二十余万也。
凡客游宦游，无不预写家书，恐不及作嘱语，大内亦然。
张天师辑瑞入都，出春明不远，急追入谕其书符喷咒，唪经清解，眠宿禁中者一月。而死亡不减。
班庆涛作为传染病学专家，明白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前者死亡率达50%-90%，而后者死亡率几乎高达100%，至此他判断这场大瘟疫，很可能是这两种鼠疫同时肆虐的结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
他的这种推测也与史学家推断类似，较之关内闯献作乱，关外满清南下，这场鼠疫大爆发才是名副其实从内部断送帝国国祚罪魁祸首，想到这，班庆涛愈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队长，这里的明军伤兵太多，咱们的人手不够。”
班庆涛道：“叫本地医官来一起搭把手。”
所谓的医官，就是明代州县的官办医疗机构，相当于现代的医院，因为是官办机构，所以民间管它叫医官，班庆涛也如此叫。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官营行医的历史，始于唐、宋两代，在明朝，各县均设有医学机构，一方面办理药品的管理事宜，为官吏百姓治病，甚至是上门出诊，只不过除了领导，普通医师都没有工资，需要自负盈亏，又因为普通百姓都觉得是官办的，比一般游医都强，收入自然也就不菲，所以这行当也抢手的很。
班庆涛等到这些大明的大夫们到了后，也不废话，直接指派他们处理伤病员的各种杂事，在这个时代，医术即使在东方都属于原始状态，也更别提西方的杀人庸医了，在班庆涛眼里都是未来将要淘汰的，这些老医生现在还能发光发热，未来若是培训后审核不通过，那只是被裁撤的命，远不如培养新人从零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绘画来的轻松。
现代医学理论才是王道。
不过作为本地人士，这些以行医为职业的大夫除了打杂帮忙外，还有一项重要作用，那就是协助班庆涛了解本地疫病状况，边问着经验威望最高的三人，班庆涛边在本子上记录着他们讲述本地常见病、传染病的症状和爆发区域。
这些都是未来应对的第一手参考资料，天花、霍乱、鼠疫等等各种传染病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样本案例，小规模感染之外，隔两年还经常会发生一次大的暴发。
基本已经对本地情况了解之后，班庆涛开始在随身的平板电脑上填写所需药品的申请，现在的存货并不多，自来明朝以后，专家们仔细核对后发现所需药品数量太过于巨大，还有未来全国范围内上亿人的医疗需求，都远远不是刘泽乙简单的从第三世界能能弄来的，还得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才好。
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