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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汉骠骑将军府。
斐潜把玩着手中的新出一版的金银铜币。
因为金属钱币往往有容易认知，标识清晰，重量恒定的基础条件，所以斐潜在推行了一段时间的交子之后，又重新改回了金属货币体系。
华夏算得上是世界上铸造钱币最早的国家之一了，最迟在春秋中晚期，华夏大地上已经开始有了大规模的铸造钱币，而在整个铸币发展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平板范竖式浇铸、叠铸、母钱翻砂、机器锻压四个阶段。
秦币么，或许是因为条件限制，或许是因为工艺追求，亦或是当时以青铜为美，所以绝大部分的铜币，都是多为含铅量很高的铜合金，显得颜色青黑。
而斐潜采用的铜币，主要是锌铜合金，显得贴近于后世的黄铜，色泽更加喜人，也很容易和原本的五铢钱区分开来，即便是一些地方大户企图盗铸，也未必能够搞到色泽相近的铜材，所以也比较容易辨认伪币。
至于银币和金币，则是大概九五纯度左右，以重量为计量单位，固然会有包金包银等的铅币仿冒，但是因为银币和金币的价值较高，一般来说都会比较认真的去辨别，再加上各大商户都有新式天平，以固定的砝码来对应金银币的重量，所以仿制的难度也是不小。相同重量的么，大小不一样，大小一样的么，重量不一致，要做到重量也一样，大小也是一样，那么费的功夫未必能够赚的回本……
再加上斐潜现在采用的水力钢模锻压，几乎就是站在了当下铸币行业的前列，不仅是轮廓清晰，字体完整，还可以做到正反面同时有花纹和年号作为装饰，虽然比起后世来还是很粗糙，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铸币的门槛，然后减少了刮铜剪边的行径。
天圆地方……斐潜呵呵笑了笑，不过是牵强附会而已，钱币之始，因用浇铸，故需打磨，然以圆孔，便不易固定，故而用方形木定之……非以天圆地方而定钱币，乃铸磨困顿之故也……
水力压铸的虽然比不上蒸汽机压铸，但是好在水力几乎就是免费的，慢归慢，日积月累之下，也是积攒了不少的钱币，而且因为是压铸，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维持原本的天圆地方形状，直接铸成圆形实心体，反倒是更加省时。
当然，这样的行为，在汉代还没有被酸儒抵制，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实也流通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实心货币，就像是斐潜所言，天圆地方并非是真的有了这个理论才依照这个标准去铸钱，而是铸造的技术导致了孔方兄的出现。
斐潜笑了笑，说道：新币既出，旧币当收。民可自行兑换，限时五年，届时旧币废止，直用新币。
荀攸愣了片刻，说道：回收旧币？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毕竟当年秦始皇的时候就干过。后续的其他封建王朝也都做过类似的事情。
斐潜问道，公达可是有何指教？
荀攸拱手说道：不敢。回收旧币，这损耗……怕是不小啊……辗转运输，那个不是需要钱财？既然重量差不多，为什么不继续使用呢？就像是五铢钱，用了整整三四百年，也不是不可以啊？
斐潜点头，然后微微叹息，说道：回收旧币，非谋其利，乃杜其害也……
铸币也是要有规矩的，没规矩，就玩完了。后世主要发达国家，然后宣称自己没有通货膨胀，表示一切都是物价平稳，但是实际上即便是维持着5%左右的温和通胀，物价在一二十年之后，就会翻一倍！
然而古代呢？
固然每个王朝末期，总有通货膨胀，但是实际上整体来看，每个王朝都在尽全力的维护着货币的稳定。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古罗马虽以三世纪的通胀臭名昭着，但在更长历史尺度上，这只是极偶然的插曲。从公元前 150 年前后到公元年，古罗马的小麦价格只增长了区区 50%。
当然，如果仅仅从物价的稳定性来看，蝇国在实施金本位前的几个世纪毫不逊于实施金本位后的两百年。从 1200 年到 1700 年五百年间，除了世纪小麦价格年均增长 1.5%以外，其它世纪小麦的价格变化几乎为零。
即以华夏而论，实物证据比史书泛泛印象更能说明问题。
宋代铜钱标记了年号，年号在宋代更新频繁，使后世的研究者得以用遗存的宋代铜钱构建货币成色的准年度数据。在宋三百多之间，作为流通主体的一文和两文铜钱，重量和成色都极为稳定。
即便是糟糕透顶的辫子朝，其开国至世纪中期两百年间谷物价格也只增长了 3.5 倍，折合年均通胀0.6%……
当然，最瞎搞的就是大萌王朝，死命印刷，导致大萌宝钞一开始就注定是比废纸都不如，擦屁股都嫌硬。元朝那么糊涂的，都懂得一年印刷量需要控制，大概维持在20万锭，一个没控制住印了150万锭，然后逼出了朱重八，结果猪头八上台，大萌竟然一年印515万锭，洪武二十三年，中央银行的练家子们更是直接把发行量提升到了1500万锭……
董贼之时，以恶钱横行……说起当年的事情，斐潜多少有些感叹，在这个环节上，其实他也是幕后小黑手，只不过斐潜是向士族世家伸出去，而士族世家则是加在了民众身上而已。
严格上来说，斐潜当时并没有跟着铸造恶钱，只是低收高卖，在货币价值高的时候借出货币，然后采购商品，然后等货币价值暴跌的时候，再以货币结算，赚取差价而已，虽说有些趁火打劫的嫌疑，但还是属于商业范畴。
董卓要铸恶钱，不是因为董卓喜欢恶钱，而是当时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加上董卓将大量的货币自己私藏，不拿出来进行流通，使得朝堂上没有铜可以铸钱来支付相应的费用，以至于不得不开始铸造重量更轻或成色更低的钱币，用它们支付官员和士兵的俸禄薪水。
而董卓这样的行为，则是掀开了大规模盗版铸币的序幕。
因为很简单，小规模的仿制，其实是不怎么赚钱的，而且因为仿制钱币上为了牟利，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即便是文盲的民间黔首也能发觉的，所以小规模的伪币其实并不容易流通，也不可能给伪造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只有当朝堂公然制造大规模恶钱，并且以强制命令推行的时候，才是伪造铸币的绝佳时机！
所以实际上，当时董卓铸造出现的恶钱，数量并不是最多的，而随之而来山东士族的所谓民间盗铸，才是真正导致五铢钱货币体系崩坏的根本原因。
表现在物价通货膨胀上，古代和后世的就有所不同，古代大多是梯形，有一个平台期，而后世是斜坡，一路往下滚。
因为在古代，除非是中央朝堂有预谋的事先积攒大量旧币，短时间内迅速熔铸成新币投入市场，否则所谓的那些民众，就有充分时间置备私铸工具，与中央朝堂争夺铸币利润。可是中央朝堂之所以滥铸，往往是迫于财政压力，如果国家府库中已存有大量旧币，哪里还用滥铸呢？
所以，大多数选择滥铸的中央朝堂，是无力与民间的盗铸者赛跑的，也抢不到多少铸币利润。这也解释了古代的币值变化的梯形特征，在古代铸币经济中，除非中央朝堂短视到极点，否则不会轻启滥铸，而一旦启动了滥铸，盗铸就如火上浇油，造成急速通胀。
那么以律法来治理有没有用呢？
有用，但是挡不住滚滚而来的铤而走险者……
《汉书》中记载，王莽时期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吿，与同罪……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故而，以收旧币，可绝私铸盗铸之弊，亦可衡铜皿铜器之价也。斐潜总结道。当然，其实回收旧币还有其他的附加功效……
荀攸对于高深的经济理论，自然是似懂非懂，但是他也猜出斐潜的一些潜在的用意，大概是指向了士族大姓方向，所以表示出了回收也是需要花费和成本的，但是既然斐潜坚持，荀攸也不会反对。
荀攸在心中感叹，君明者，为臣者，自然不敢堕……斐潜这样的君主，太过于精明了，这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