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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过魏、楚讨地一事，赵王也该明白，赵秦相攻，得利者乃诸多小国也。若是韩、燕之流也就算了，毕竟地小人稀，即便有所野心，在如今之世，也断难成事。
可魏、齐、楚之三国，皆或为诸国霸主，若是得利经年，未必不会成为除秦赵之外的第三极也。此绝非赵王之所愿意见到之事也。此从赵国强取淮泗并东郡之地，可见一斑。
故，只要我国不触及赵国之核心利益，必能与赵国形成灭国之默契。
而若是能与赵国形成默契，于我大秦而言，一可破我大秦东出之困局，二可破两强相争之难事；于赵国而言，可免两地作战之担忧，亦可不再束缚于魏、楚之盟，可谓双赢。
以赵王之智，当不会拒绝也。”范睢最后总结道。
应该说，范睢的想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经过洛城一战，至少已经证明了，赵国暂时还缺乏两线作战的能力。
此次作战，要不是临时拉来了四国的联军，极有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赵国收获了一个九原郡，而秦国则将收获整个周地。
而范睢提出的先灭小国，再行决战的思路，却也正与赵括想要的不谋而合。
只不过，在赵括的计划中，还有屯田制度对耕战制度的制度碾压，更有冶铁带来的科技和生产力的碾压，二者相结合起来，那便是从国力到军力的全方面的碾压，而这才是赵括敢于将战事后延的全部底气。
至于范睢的底气，一半还是来自这数十年里，秦军几乎攻无不破的历史战绩。
在范睢的眼中，秦军依旧是那只无敌于六国的秦军，之所以会在赵军的手中吃瘪，不过是因为赵括诡异的战术，以及诸多小国的帮衬而已。
当然，这也不能怪范睢。
一来，秦军的这个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二来，在洛城之战中，对上兵力更甚的联军之时，秦军所表现出来的战力，也的确有着继续骄横的资本。
只可惜，轵城一战中，赵国所使用的回回炮（抛石车），并没有被范睢放在眼里。
更别提赵军中还有一只直属于赵括，更由其心腹爱将赵韦所带领的神秘部队了。
实际上，此时赵军的战力已经在渐渐地超越秦军，尤其在拿下了九原郡后，本就骁勇善战下的赵边骑，更将无敌于天下。
显然，范睢对于这些情况，还是一无所知的。
至于另一半的底气，则是秦国的制度给予的。
都知道秦国经历了商鞅的变法才有了如今的“耕战”制度，以及强悍的国力和军力，只是很少有人记得，其实赵国，也进行过了一次变法。
当然，史书上，赵国的这次变法，只留下了四个字“胡服骑射”。
是的，赵武灵王干的事情，不仅仅是“胡服骑射”整饬军队而已，而是一场跟秦国、魏国一样的变法行动。
只是因为赵国地处北疆，时时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再加上魏国这个好大哥，率先完成了变法之后，那也是想方设法地想要一统三晋之地。
面对这样恶劣的外部环境，赵武灵王不得不采取从军队入手的变法方式。
简单来说，就是先强军，扫清了外部威胁之后，在变革内政，以图富国之举。
应该说，前半段，赵武灵王做的那是非常的优秀的，不仅顶住了来自南北两方面的压力，甚至还拓地千里，把中山国给灭了。
但问题是，随着年年的征战，军力是增长了，赵武灵王也老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沙丘宫变，彻底地将赵武灵王的计划给打破了。于是，赵国的变法也随着赵武灵王的饿死沙丘而烟消云散。
因此，变法并不彻底的赵国虽然有着强悍的武力，却没有相应的国力。
长平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甚至今年的雪灾也再度暴露了赵国的这一弱点。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判断，范睢才有底气将赵国放到最后去解决。即便是赵括已经在朝堂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显然，改几个官府的名字，弄一个所谓的内阁，这些改革根本不背范睢看在眼里。
在范睢的眼中，只有能将全国的力量都集中到一起，让全国的百姓都去做一件事的政策制度，才是最为厉害的。
而这个制度的名字就叫做——耕战体系。
耕是为了战，战更是为了战！
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在战争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国家的全部实力。
很显然，秦国正拥有着这样的制度，而赵国，却不曾拥有这样的合力。
在范睢的眼中，赵国的所谓变革，无非是在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修修补补，其制度无论如何修如何补，只要内核不变，就永远比不上秦国的耕战制度。
因此，从范睢的角度来看，无论军力还是国家制度上，秦国都要强于赵国，自然秦国也就有底气将赵国留到最后来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