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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将在万军之中，哪有什么安全问题。”赵括摇着头，扫视着众人，笑道：“只要诸君协力，攻之急，守之固，则我大赵安矣，吾更安矣。”
几人闻言，皆知上将军决心已下，诚如上将军之所言，“攻之急，守之固”便无安全之虞，遂无再多言，当即双手抱拳，齐声道：“末将领命！”
言罢，众人亦是将“攻之急，守之固”六个字深深烙印在心底。
更多的话语则是不必再讲，行动已经开始。这也是赵括给赵军上下带来的风格——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
戌时一刻，在夕阳散尽最后的一丝光和热后，原本已经关闭的桑干城城门悄然又被打开。原本还算热闹的桑干城中，因为宵禁的缘故，此时已经是空空落落，大街之上几乎雅雀无声，只有巷中恶犬仍旧不知死活地在狺狺狂吠。
只是那朦胧的月光下，桑干主干道上，却是黑压压的一片。人衔枚，马裹蹄，旌旗半卷，浩浩荡荡的三万精锐，竟是悄无声息地在那主干道上行进着，若非那在月光下隐隐反着光亮的铠甲刀枪与那重重叠叠的错落影子，真要以为这是一只从地府而出的幽冥之师。
三万赵军，或一人一马，或一人二马，浩浩荡荡穿城而过，杀向无边黑暗之中，却几乎是悄无声息，赵国边军之精锐可见一斑。
没错，这三万大军皆是骑兵，赵括自上党带来的本就是精锐，上马则为骑兵，下马则是步卒，只是因为长平战后，上党缺少战马，这才没有全副骑兵装备而来，到了代郡，其他或许会缺，唯独这战马却是多了起来。
于是，一只三万人数的大军便被赵括拼凑了起来，甚至最为精锐的三千骑兵，更是一人双马，以备不时之需。
看着一旁默然行军的精锐大军，同样行进中的赵括不经感慨：若是长平之战中，麾下皆有如此之精锐，自己哪里还要动那么多的脑筋，直接一力降十会，平推过去就好了。
不由得，赵括有点儿羡慕李家老二来，几乎没战都是以强临弱，正兵攻之便是。
当然，赵括也明白，打仗本来打的就是兵马、钱粮，打的就是综合国力，奇策或许能有一两次的奇效，但终究国力的提升才是根本。
而自己想要麾下皆是如此精锐，靠的不仅仅是军法的严明，练兵的严苛，更重要的还是综合国力的提升。简单点说，你要战士们训练好，起码也要让他们吃饱啊！
这两万精锐的骑兵，几乎就已经榨干了代郡近半数的收入了，若非邯郸方面时时的贴补，仅仅凭着代郡，显然无力支撑十数万大军的给养。
这也是历史上的李牧虽然手握雄兵，却往往只能听从邯郸方面愚蠢的建议的原因之一（当然，愚忠也是原因之一）。没办法，后勤全都掌握在他人的手中，一旦掐断了后勤，自己就算是再厉害，也是无用。
后勤，补给，国力。几个词语轮番地在赵括的脑海中盘旋，最终还是化成了两个字——经济。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马同志果不欺我也！
此战过后，扫清了内忧外患，或许自己最为迫切要做的，就是“发展”了。可是，在这个近乎半封建、半奴隶制度的国家体系中，想要“发展”，谈何容易？
即便自己已经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兵权，可这看似稳固的兵权体系之中，士族的影响力有多大，世家的关系又有多盘根错节，根本无人可知。
甚至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比那高高在上的赵王还要难对付啊！否则，历史上赵国的改革变法也不会仅仅留下“胡服骑射”这四个字了。
是的，历史上的赵国还真的就改革变法过，就是赵武灵王所推崇的“胡服骑射”。甚至赵国的变法还是是吸取了魏国变法失败的教训，转而学习秦国的变法的。
从本质上来讲，赵国的变法与秦国几乎如出一撤。
秦国是通过“耕、战”二策，将秦国有限的国力全部集中到军事方面，进而推动对外战争，从对外战争中吸取养分，从而反哺国内略显萧条的经济与稍显尖锐的矛盾。
经济的萧条，很好理解，因为大量的民众全都只事“耕战”，商业的流通、娱乐的消遣自然少了，经济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变得萧条。
而尖锐的矛盾，则是在底层人民与上层的世族之间的矛盾。
秦国所谓的勋爵制度，说是有功必赏，实际上，却是先予剥夺，再予赐还。
即先将秦人打入尘埃，剥夺其一切权利和财产，再鼓励其耕与战，视其程度不同，给予赐还他们本该享有的作为人的权利。
底层秦人在剥夺与赐还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巨大价值，包括掠夺他国的财富，则都成了秦国包括秦王宗室在内的上层世族们享用的美餐。
当然，只要秦国能够一直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底层的秦人就还能看到希望，也就能苟延残喘地活着，矛盾也就不会被激化。甚至，还会成为这个制度的护拥者，所谓“纠纠老秦，共赴国难”便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