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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议事再度开启，依旧是在政务院那间宽敞肃穆的大会议室中，但今日的气氛却与昨日截然不同。
会场之内，人影攒动，竟有近上千人与会，比先前多了数倍。
四壁悬挂的巨幅地图与鎏金篆字的国训之下，一排排座椅整齐排列，官员们皆身着朝服，神情庄重，俨然是一派大国气象。
会议形式亦有调整。大厅中央新设一座主席台，台上长案横陈，铺着深红色锦缎。
大夏之王秦思源端坐于正中，面容沉静，不怒自威，其左侧为政务院首脑及各部尚书，右侧则是军部都督及诸位将军，皆正襟危坐，气度肃然。
会议伊始，政务院首席大臣苏明哲自案前起身，手持一卷文书，步履沉稳地走向台前，随后展开文稿，声音清朗而有力：
“大王，诸位同僚”，他开口，语速平稳却字字千钧，“自我大夏立国以来，上下同心，军民协力，而今已取得整个南方，并江北诸多重要之地”。
他稍作停顿，目光扫视全场，继而报出了一串数字：“经各级官府深入核查、反复统算，我大夏现辖人口，共计九千六百余万”。
此言一出，会场先是一静，继而如潮水般涌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人忍不住抚掌称庆，更有老人眼角泛泪。
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是他们栉风沐雨、转战万里所换来的江山生民，天下三分，大夏已得其二，华夏正统，自此名副其实！
秦思源垂眸听着苏明哲报出的人口数字，眼底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情绪，最终化为一声轻不可闻的叹息，轻轻点了点头。
没人比他更清楚，此刻这九千六百万人口背后，藏着怎样沉甸甸的分量——他耗时十余年，耗尽心力稳住局势、整饬地方、安抚流民，说到底，不过是从“崩溃”的边缘，硬生生将这个民族、这片大地的生机给拉了回来。
在场众人大多沉浸在人口繁盛的喜悦中，鲜少有人能体会到秦思源这份沉重。
他们不曾见过，在另一段被尘埃掩埋的“真实历史”里，王朝更迭的铁蹄踏过之后，这片土地曾是何等的荒芜。
那时，新朝定鼎，南方几省登记在册的人口，锐减到仅四千万左右，相较于战前的一亿有余，足足少了六千万人。
这消失的六千万人，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的“消失”，藏着战乱年代最刺骨的残酷。
这六千万人的逝去，首先源于战火的直接吞噬，新朝军队南下时，遇城攻城，遇镇扫镇，凡是抵抗之地，往往伴随着屠城与劫掠。
城破之后，无论将士还是百姓，无论老弱还是妇孺，都成了刀下亡魂，扬州、嘉定等地的惨剧并非个例，只是乱世中的缩影。
那些不愿剃发易服、坚守气节的百姓，那些为旧朝守城、至死不降的兵士，大多倒在了攻城的炮火与屠刀之下，成了王朝更迭的“祭品”。
其次，是战乱引发的连锁灾难——饥荒。军队所过之处，农田被践踏，耕牛被掠夺，存粮被搜刮，农户们要么被强征入伍，要么被迫逃离家园，大片良田就此荒废。
春耕无人，秋收无粮，即便躲过了兵祸，也躲不过肚子里的饥馑。
先是吃尽家中存粮，再是挖野菜、剥树皮，最后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无数老弱妇孺，就这样在饥饿中无声无息地倒下，尸骨散落田间，无人收敛。
再者，瘟疫的蔓延，成了压垮幸存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战火留下的尸骸无人掩埋，流民四处迁徙又无法保证基本的卫生，污水横流、蚊虫滋生的环境里，瘟疫如同无形的死神，迅速在城镇与乡村间扩散。
风寒、痢疾、痘症等疾病，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足以夺走一村、一镇人的性命。往往是一户染病，全家遭殃。
一村染病，周边村镇也难以幸免，死亡如同多米诺骨牌般蔓延，比刀剑更让人绝望。
除此之外，还有无数人在颠沛流离中“消失”。为了躲避兵祸与饥荒，千万百姓背井离乡，成了四处漂泊的流民。
他们有的在逃亡路上坠入江河、葬身野兽之口，有的因体力不支倒在路边，再也没能站起来。
有的则隐姓埋名，逃到深山、边陲，彻底脱离了官府的户籍统计，成了“无名无姓”的失踪者。
这些人或许还活着，却从“人口册”上被抹去，成了那六千万“消失人口”中的一部分。
苏明哲手持文书，目光扫过堂下肃立的众人，继续朗声道：“诸位同僚，大王已正式定下登基吉日，与此同时，政务院将启动改组事宜，核心目标便是理清权责、精简流程，让政令传递更顺畅、施政更高效”。
话音落定，他便合上文书，不再多言，实在是这个计划牵扯太多，字数也多，要是让他念，可能一天都念不完。
于是在众人桌子上早已备好的厚厚一叠改组计划书，正静静躺在每个人的案头，纸上的条条细则，已然将后续安排说得明明白白。
鲜少有人知晓，这场关乎大夏政务架构的重大改组，从头到尾皆由秦思源一手操持。
在他心中，要想真正引领大夏走出困局、迈向强盛，乃至成为足以比肩天世界的标杆之国，旧有的一套行政体系早已不合时宜，必须大刀阔斧地革新。
于是，他大胆借鉴了后世更为高效的治理模式，对沿用已久的地方官制进行了彻底梳理：原本执掌一县政务的“县令”，改称“县长”，权责更聚焦于地方民生与治理。
统辖数县的“府”，升级为“市”，设“市长”总领市域事务，强化区域统筹能力。
数个市之上，再设“省”，以“省长”协调全省资源、督办要政。
而各省与直辖市的政务，最终统归于“政务院”直辖，形成了清晰的层级管理体系。
更具深意的是，他将延续多年的“官府”二字，正式改为“政府”。
一字之差，却是理念的根本转变——意在打破过去官员“高高在上、牧民而治”的陈旧观念，明确“政府”是为百姓办事、为社稷尽责的机构，官吏皆是受任履职的“治事者”，而非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特权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