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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对于一般的商铺伙计或小贩，他们更舍得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花钱。
有人嫌宿舍拥挤不堪，想在外面租房子住的自在。
有人嫌饭堂的口味不合口味，想自己吃路边摊或者偶尔去趟饭店。
有人觉得空虚寂寞冷，想找个姑娘谈谈感情，或者去青楼释放一下。
如此一来数万的工人带来庞大的需求，拉动了整个渝州的消费旺盛。
当然经济的繁荣也不仅表现在需求端，随着煤铁产量的增加，木兰商行在开始批量出售煤铁。
煤矿现在的生产采用的是炸药加俘虏，开采成本自然是低的。
而钢铁采用的是工业化大生产，成本自然比过往地上一大截。
为了保障供应，同时避免对区域造成太大冲击，因此价格也只是比以往稍稍降低。
这些质优价廉的原料，对于渝州城的小作坊敞开了供应。
如此一来，渝州的大小铁匠铺打造的各种铁锅、锄头、镰刀之类的东西，开始远销到了外地。
消费和生产的旺盛，自然带动对用工更大的需求；而更多的工人进城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和消费。
其实也不仅是渝州，附近的夔州和达州由于军政管理的变化，整个社会也呈现了更多的活力。
毕竟过去土地和财富都集中在地主和富户手里，这些人整体的消费能力也就那样。
地主也不可能一天吃八顿饭，最多多穿几件衣裳。
而过去没有多少田产的贫困家庭，有了土地和房子后；无论是对锄头镰刀这样的农具，还是柴米油盐这样的生活物资的需求，自然都更加的旺盛。
感觉经济一切都欣欣向荣的时候，然而让司马枫没想到的是，在食盐的供应上居然出现了问题。
话说从凤山之后，司马枫实际上就没怎么对“盐”这个不可或缺的物质发过愁。
毕竟作为这个时代最普通的矿产品，只要有钱哪里都能买到。
实际上无论是海水晒盐，还是卤水蒸盐在这个时代都是成熟的工艺。
同时由于原料充足、人力低廉，食盐的产量和成本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然而食盐作为小农经济时代，普通农户最不可或缺的物质，大济却实行了严格的管制。
数百年来，大济采用了产盐定员、支盐定场、盐场定额、控制产销的一系列办法，严格控制了盐价。
盐场产盐均由官府统一购销，按五百斤为一引计算，每引给工本米一石，然后按引发卖。
官盐发卖的对象是计口配盐的指定盐商，他们要按规定以实物或钱钞买盐引；再执引到指定盐场支领食盐，然后通过长途运输后，在指定的州县贩卖。
由于大济对食盐的管控，让盐这东西的价格一直是粮食的价格的十倍，甚至是数十倍。
于是乎，白花花的食盐就成了大济吸食民脂民膏的最有力的工具。
之前在凤山和乌阳，颜国章起初没少为盐的事情发愁。当时主要是通过的教众，乔装打扮一番在多处购买。
直到后来罗有旺这些水师的加入，才彻底解决了太宁军吃盐的问题。
当然这些常年在西江上游荡的水鬼，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走私。
毕竟这么暴利的商品，无论是生产还是贩卖都有地下渠道。
就算是强如 21 世纪的天朝，决定珠三角猪脚价格的永远是大鹏湾和伶仃洋上大飞（走私快艇）和海警缉私船之间的博弈。
所以无论是在西江还是在济江，走私盐的大小船艇就如同过江之鲫一样，川流不息。
实际上偶然的走私主要依靠运气，而大量长期的走私靠的就是行贿。厦门某处的红楼就是这么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