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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前几年全球疫情大流行，所以很多人对于疫苗制作这种没用的知识都有一些了解，无论是最传统的灭活疫苗还是最先进的基因重组疫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须先有一种被针对的病毒。
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没坏人谁还需要警察啊？所以真正和谐的社会是不需要司法机关的，只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取消这些部门。
很显然在制药界，巨头们扮演的就是警察的角色，它们也并不是真想消灭坏人，那和自杀有什么区别？
本来疫苗生意算是比较稳妥的赚钱方式，然而问题是资本的胃口没那么容易满足，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同行加入进来之后，本来丰厚的利润就被分薄了，但是已经被养得很大的胃口却没那么容易缩小下来。
这就像LGBT的定义，世界上本来是没有LGBT的，但是既然有人靠这个捞到好处了，就不能阻止别人也来分一杯羹，谁还不会编呢？
于是这串字母就越来越长了，总有一天会长到需要用角标来区别的程度。
当然这个行当也不是没有门坎的，编字母容易，但是把编出来的字母加到特定字符串里就需要足够的宣传能力，同样的道理，制造新疫苗不但需要新的病毒，也需要让足够多的人知道并且担心这种病毒。
没人知道的病毒和不存在有什么区别？
很明显这是一个风险程度很高的操作，好在虽然作决策的人未必都英明神武，但是他们通常有足够多帮着出谋划策的人，足够在事情开始前意识到执行过程中的风险，所以最初的时候，新病毒的出现还是安全可控的，直到世界局势变得不可控起来。
影响药企技术路线的最大变数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国际形势，或者不妨把话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美国在全球体系中受到的挑战。
从二战后两超争霸开始，美国在国际间的地位其实一直都在被挑战，只不过苏联解体之后，这种挑战从表面转向了背后，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美国人一直觉得“有刁民想害朕”并不只是简单的受虐妄想症。
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种挑战变得清晰起来，美国政府的应对也越来越强硬，直到某一位总统上台之后，他发现在传统的争霸领域，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优势了，如果勉强操作，别说控制代价，说不定还会赔本。
与其他美国总统不同的是，这位总统是从商界起家的，虽然没有涉猎过医药，但是本着资本不分家的原则，他对隔壁邻居们是怎么赚钱的一清二楚，而且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在这个行当的顶级玩家当中，并没有那个挑战者国家的影子。
于是总统先生立刻用跳到盒子外的创造性思维意识到，自己跨界的机会来了。
这是一个前景非常令人振奋的想法，既然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等同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实力，那么用一场可控的流行性疾病击溃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它的国家实力自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甚至还会在不断的救灾过程当中把从前的积累消耗干净。
要说起来，这就是跨界带来的坏处了，通常来说，每一个成熟的行业都有一些不足以向外人说明的小秘密，如果总统先生是内行，他肯定会知道病毒在自然环境当中是会自主进化的，而且进化方向根本不可控。
这也是顶级药企们明明很强但是赚起钱来在外行眼里却过份谨慎的原因——他们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创造工作岗位的。
可惜总统不是行内人，而且他是个商人，非常相信资本的力量，并不觉得小小的病毒敢于忤逆自己的意愿。
于是席卷全球的生化噩梦就出现了，而且因为开始的时候，几个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提前得到了消息，知道这是一种人为控制的疾病，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
然后大家就一起悲剧了。
在这件看起来只是大国博弈只是不小心演砸了的恶性事件里，F先生扮演了一个很不起眼但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总统先生做为甲方，自己并没有技术班底，所以他需要一个可以信任又有技术实力的合作伙伴，于是从前在商场上认识的F先生就入选了。
首先F先生有钱，在生物技术和制药界也有人脉，然后最重要的是，他是个日裔美国人，还属于民主党，总统既不用担心他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在必要的时候又可以把他扔出去背锅。
总统觉得自己可以赢两次，双赢了属于是。
开始的时候F先生还是很愿意配合的，毕竟总统这人能处，他是真给钱，谁会和钱过不去呢？虽然他加入了民主党，但是那只是因为工作需要，加入民主党对他更有好处，如果抛开所有功利目地的话，他宁可选择飞天意面神教，反正都是笑话，不如纯粹一点。
总统虽然外行但是并不脑残，他要求的病毒可控并不是自己掌握治疗药品，作为一种可能广泛传播的流行性疾病，仅仅掌握特效药配方是不行的，对手甚至可以合法地获得药物样品并且迅速仿制，在这种公共安全事件面前，专利保护是很难理直气壮讲出来的，尤其是对方多半肯付钱的情况下，总统手下又没有药企业，就算有钱他也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