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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莫西干人》这本书正是李斯年当初推荐给梁诗秋和闻易多，让他们无聊时作为消遣读物的那本，现在他又推荐给了李雅琳。
李斯年说道：“我现在可没有时间研究西方的历史，等我有时间再说吧，其实雅琳你也可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啊，现在你就可以把这本《最后的莫西干人》翻译过来，再写一些文章介绍米国‘西进运动’的那段历史。”
这本书是米国边疆拓荒类题材作家库珀在1826年所写的，如今快过去一百年了，但是在华国却是几乎无人知晓，甚至连作者库珀这个名字都鲜为人知。在原时空，也是直到1983年才出现了最早的中文译本
说到这里，李斯年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西方列强都会把自己包装成文明人，给自己的历史披上文明的外衣，却掩盖了他们发家史上无数的不文明的事实。他们用掠夺和侵略的手段，才累积起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你是学习历史的人，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绝不能被国外那些所谓的史学家所误导，他们只会把我们带进偏见的深沟！”
从商务印书馆回到家的李斯年，在晚上接到了大卫表哥的电话，大卫那特有的大嗓门从听筒里面传来，他说明天正好休息，打算前来拜访。
挂断电话后，李斯年知道第二天的日程要有所变动了。原本打算继续去图书馆查找资料的他，决定留在家里，静待大卫的到来。
第二天，大卫如约而至，手里还拿着上次李斯年给他的《乱世佳人》第二部分的草稿，他此次前来主要就是来还书的。
李斯年接过草稿之后，并没有放大卫离开，而是招待他坐在客厅，泡上一壶好茶，开始与他深入交流起来。大卫是从小听着姑奶奶所讲的故事长大的，所以他对姑奶奶的生平事迹了如指掌。当他谈起姑奶奶时，如数家珍，仿佛那些故事就发生在他眼前。
自从李斯年完成《乱世佳人》第二部分的草稿，讲述了南北战争期间残酷的战争对不经世事的斯嘉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后，他就陷入了创作的瓶颈。他担心自己无法精准把握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尤其是战争结束后，斯嘉丽经历了数次婚姻，每次婚姻都给她带来了不同的挑战和成长。如何将这种从天真少女到女强人的转变过程描述出来，对李斯年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于是，他只能暂时搁笔。原本，他打算在回国探望父亲后，立即返回米国，然后再去拜访姑奶奶，希望能从她那里汲取一些写作的灵感。但是现在明显无法实现了，而通过书信的方式进行交流，对于需要深入讨论的故事构思来说，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因此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现在，大卫的到来仿佛是一场及时雨。他不仅是来还书的，更成了李斯年创作路上的得力助手。大卫原本打算还完书就回去约上领事馆里面的美女同事回到住所好好谈谈人生理想的，但是现在被李斯年困在了这里。
李斯年拉着不太情愿的大卫表哥围绕着《乱世佳人》的故事走向，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大卫对姑奶奶的了解，以及对那个时代的感悟，都给李斯年带来了不少启发。
原本只是打算短暂停留的大卫，被李斯年热情挽留，两人硬是在家里讨论了一整天。但是这还不够，李斯年甚至邀请大卫留宿一晚，以便第二天继续讨论。
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李斯年终于打开了创作的思路，对后面的故事发展有了更清晰的把握。他感到信心倍增，决心将《乱世佳人》的故事继续推进下去。
李斯年很快便修改完了《西方哲学史》这本书，并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帮忙出版。接下来就在他准备重新起笔撰写《乱世佳人》的时候，他终于收到了自己的图书代理人艾米的回信。
李斯年在回国之初往米国写了三封信，现在终于全都有了回信。
艾米在信中向他详细询问了《乱世佳人》的写作进度，并告知了他《乱世佳人》第一部以及李斯年在回国轮船上所写的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出版和销售情况，得到的消息可谓是喜忧参半。
让人遗憾的是，《乱世佳人》首部的出版悄无声息，并没有在图书市场上面掀起任何的波澜。就如艾米先前所预料的那样，该部分的故事线缺乏足够吸引人的亮点，角色性格也尚未刻画得足够鲜明，因此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
然而，令人惊喜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李斯年在回国的轮船上面灵光一闪，随手而成的小说，却一经发表就意外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与《乱世佳人》描述的是六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不同，这部小说的背景设定在当下的米国社会，因此更能引发读者的共鸣。
这部小说主题深沉，不仅深入探讨了米国梦的本质，还剖析了财富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人性的多面性。它揭露了在追逐米国梦的过程中所伴随的虚幻与道德沦丧，以及人们在疯狂追求物质满足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当读者们被这本书讲述的故事所吸引，一口气读完以后，再翻看小说的作者介绍，都惊呼不可能，他们都难以相信这会是一位华裔作家的作品。
如今的米国正处在经济狂飙突进的高速发展时期，但是这种发展也让富人受益更多，这就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再加上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等，使得米国社会越来越畸形，米国梦也越来越变质。
正因如此，小说中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很难想象，一个来自远方的华人留学生，能够对米国社会有如此深刻的洞察。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作家在创作小说时甚至人都不在米国。
直到自称是作者李斯年的米国挚友的布雷迪，站出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讲述了很多当年他带着李斯年参加纽约上流社会酒会的事迹以后，读者才渐渐接受了作者是一位华人的事实。布雷迪还进一步透露了小说的创作背景和灵感来源，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