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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正谈笑风生时，陈山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看了看来电显示，随即当着吴双的面接起了电话。
陈山刚摁下接听键，吴双就听手机里隐隐约约传来了大呼小叫的号啕大哭声夹杂着听不清楚的话。
“钱姐，你先别哭，到底怎么了？”陈山的眉头顿时拧成了一个结，他最害怕与这个步入更年期的强势中年女人打交道，一是她经常性的一言堂，二是直接不讲理。
这个钱姐就是厂办公室的主任，她与陈山对桌，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她在办公室属于“聋子的耳朵——摆设”，厂里重要的大事接待等事情都是陈山说了算并安排。这几年，这个女主任现在正在经历更年期，许多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另类做法对她来说司空见惯，一点就着的火爆脾气让人对她敬而远之。更年期女人是很可怕的，她们会对芝麻大的小事很敏感，动不动就发无名火，对人大发雷霆。
钱姐再过个一年半载就退休，到时陈山就是名正言顺的厂办公室主任了。而这两年，钱姐没有一刻是消停的，在陈山的印象中，她时刻都在怨天尤人，怒气冲天中。在她眼里和嘴里几乎没有一个好人，轻则背后说怪话，重则与别人发生口角后大打出手。大家看在她丈夫是副厂长的面子上一般不与她计较，但有时她做事太过分时，难免有不给她丈夫面子的职工。而她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年期的焦虑状态越发明显，认识她的人多数对她敬而远之。
陈山与她不是一辈人，再加上又是对着桌子的同事，所以，她还收敛些，毕竟办公室的一些事都是陈山去经办。
“厂长打人了！你快来救我吧！”钱姐大声哭喊道。
“唉！她这又是唱得哪出戏？”陈山关上手机，对着吴双无奈的摇了摇头，“我猜肯定又是钱姐在闹幺蛾子！现在我得去一趟咱厂的家属宿舍，钱姐说她丈夫，也就是咱厂的副厂长打她。”
“我也去。”吴双急忙把勺子放下，她随手在桌上的抽纸盒里抽了两张纸巾擦了擦嘴。
“行。”陈山把口袋里掏出100元钱放到了桌子上，然后对着在柜台那边包饺子的中年男人摆了摆手，“老板，多退少补，下次一起算账！我们有急事，先走了！”说完，他便起身向店外疾步走去，吴双也三步并作两步地跟随其后匆匆而去。
厂家属院紧邻厂区，西边是占地十多亩地的厂区，在家属院里住的职工上班也就五到十分钟的路程。对已经在厂里上班几年的陈山来说，一路上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面孔，笑着点个头就算打了招呼。
家属院里的二十多座六层楼排列的整齐有序，每座楼的二楼侧方位置都用红字写着楼号，楼号数字越大，楼越新。也就是，越向后走，楼越新。这里的所谓的新是比较前面那些建了三十多年的老楼而说的。众所周之，厂领导一般都是住在后面建的新楼上。钱姐的丈夫是副厂长，所以她家住在最后面的新楼上。
虽然还是春风吹拂的四月，但路两边却还是有耐不住寂寞的家属们三五成群地坐在各自的楼头上聊天，大多数是退休职工在扎堆，因为无所事事的她们把聊天当成正事干了。用陈山的话说就是，这些人宁可冒着吹成“风干肉”的风险，也按时吃完饭后在路边扎堆开始三斤菠菜二斤葱，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聊天。对路上来来回回的熟人评头论足也是这些人的强项。陈山早就决定等他当上办公室主任后就提议建个老职工活动室，把这些闲人们集中起来去打牌，下象棋，或是参加一些老年人的缓慢体育锻炼，让她们的手脚和脑子运转起来，到时她们自然而然的也就闭嘴了。
昏暗的路灯下，三五成群的老人们一如既往地坐在楼头对过往的人评头论足。陈山与吴双并肩走过她们身边时，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议论声:“小陈找媳妇了，这肯定是他对象。”
两人听后，无奈的笑了笑，继续充耳不闻地向家属院的最后面的楼疾步而去。陈山认为，嘴长在她们身上，她们愿意说啥就说啥吧，自己没功夫停下来解释，更没有必要与她们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