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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红娟的房间里有一只老式的三五牌台钟，平时因为老忘记上发条，所以不知停了多久。
后来还是周学根把它列进了自己的家务清单，请弄堂里的钟表师傅拆开除锈加油，然后自己用干的抹布里里外外擦拭干净，最后拧足发条，这才让119号的楼里重新响起了“当，当，当……”的钟声。
七十年代的时候，三五牌台钟在上海属于紧俏的物资，石库门里谁家要是结婚，五斗橱上必有一只，有些婚期将近，却实在弄不到买台钟票子的，还会跑到邻居家借用，等结完婚了添上几包香烟或是喜糖再归还过来。
朱红娟家的这只三五牌也算是来的颇为幸运，那时候朱父的单位每到年底总结大会，都会用“摸彩”的方法给职工发台钟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和缝纫机票子，僧多粥少，全凭手气。
结果朱父鸿运当头，从一千多名职工里脱颖而出，摸到了这张三五牌台钟的票子，这可把他高兴坏了，那天下班还特地弯到熟食店，买了一大包猪头肉和一瓶七宝大曲，当晚翘着二郎腿，在晒台拉着几个邻居美美地喝了一顿老酒。
那是个月工资三十多块的年代，一只三五牌就要四十块，对普通家庭来说算的上是“大件”，要添置的话还得省吃俭用。
上海人都喜欢把台钟摆在五斗橱上，配上一块蕾丝花边的白纱布，三五牌的形状有点像座房子，黄色的外壳，白色的圆盘钟面，黑色的时间刻度和指针，钟面上必有一块凸出的玻璃罩子，用一把长着两只“耳朵”的钥匙，插入钟面上像只眼睛一样的小孔向右仿佛拧动，就可以给它上足发条。
因为一次上满可以走十五天，所以这台钟取名叫三五牌，LoGo也是三个“5”，每到整点，便会响起洪亮的钟声，若是寂静之时，这声响能在弄堂里传得很远。
三五牌的台钟质量极佳，哪怕是像朱红娟这样疏于维护的，只需要简单的修理，就可以在三十年后重新担负起精准报时的任务。
清晨四点，钟声响起，周学根和朱红娟像是得到了指令般迅速下床，两人分工明确，一个到灶披间开火做早饭，另一个收拾屋子，准备出门要用的水杯、茶叶、小毛巾等物品。
二十分钟后他们在后楼的餐桌前汇合，一碗用酱油、醋、芝麻香油拌出来的光面就是周学根的最爱，而朱红娟则更喜欢泡饭配腐乳。
两人吃得飞快，偶尔讲两句大块头和长脚的八卦，光盘后再次兵分两路，一个回到灶披间端来放在蒸屉里保温的大肉包子，一个从门口奶箱里取回刚送到的新鲜牛奶，放在桌上便冲着三层阁喊上一嗓子：“茹茹，早饭摆台子上面了，吃好扔到水斗里，我和你婶婶上班去咯。”
周学根和朱红娟的书报亭已经开业快一个月了，当上“小老板”的他们却还是习惯把这场新的征程叫做上班，并且倾注了比以往在毛纺织厂工作时候多得多心血。
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晃悠悠地从扬州路上的弄堂口出去，此时的路灯还没亮，马路上冷冷清清，只有环卫工人挥动着大扫帚，将上街沿满地的落叶归拢在一起。
朱红娟人到中年，有些发福了，坐在自行车后座自然是不小的“负担”，以至于遇到小上坡的时候，周学根需要屁股离开坐凳，用身体的重量来踩动踏板，但他从来不喊累，也并不觉得自己老婆比多年前在厂子里谈朋友的时候重多少。
五点的通北路集市已经有一部分早餐店摆出了摊头，乌黑黑一口大锅，油条、麻球、粢饭糕在里面上下翻腾，旁边高高一摞的蒸屉冒着阵阵白烟，店家掀开一角，露出整整齐齐的大白包子和烧麦。
这些店铺大多没有名字，要找到它们全凭街坊邻居们的记忆，谁家的大饼底子焦脆，粢饭团加的肉松多，谁家的豆浆浓郁香甜，肉包子用料新鲜，全靠大家伙口口相传，比起花里胡哨的门面，这才是真正的招牌。
对角的街口，周学根把自行车往花坛旁边一放，脚撑支好，再套上一把环形锁，将其与绿色的铁栅栏相连。
朱红娟则是加快动作把书报亭四开面的玻璃门向两侧打开，这亭子不过两三个平方，以红色为主调，搭配四四方方的玻璃格子和银白色线条。
顶上横放一本打开的红面白书，这是全上海所有东方书报亭的标配设计，文艺气息颇重，有那么点戴望舒笔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巴黎塞纳河岸书摊的味道。
刚把书报亭收拾妥当，马路对面就传来了“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来人是邮局的老胡，专门负责给周学根他们的书报亭配送当天的报纸。
“《新闻晨报》，两百份，《法制报》，五十份，《证券报》，五十份，《参考消息》三十份……”
老胡熟练地从后座两边挂着的巨型绿色帆布袋里拿出一叠一叠的报纸，交给朱红娟逐一清点，然后待对方在收货的单据上签好字，就算完成了早上这一趟活。
月底的时候，邮局会根据这些单据算出总金额，最后形成一份账单。
支付的方式一般有两种：提前预付事后抵扣，或者每月现结，上海当时绝大部分的东方书报亭摊主都会用第二种，毕竟这样不需要占用自己的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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