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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阁老对视一眼，谁也没敢立刻答话。
因为这封信的字面内容并不触法。
甚至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极讲规矩。
看似不过是一场地方赈务中的试策之举，晋王愿以王爵之名为担保，愿身先士卒承担结果，听起来恭谨而感人。
但其中的政治意味，却太过凛冽。
名为试策，实则已近制度边界。
务必要慎之又慎。
想到这里，杜玄龄缓缓放下信。
深吸一口气，这才抱拳缓声道：“陛下，老臣以为，此策……或有小利，其势却伤大体。”
赢世民不语，目光静静落在杜玄龄身上。
杜玄龄硬着头皮，继续道：“赈灾之责，本归户部与地方督抚。晋王身为宗亲，在其地设宴劝捐，原亦合情。但……其所引者，乃士绅当援、道义当责，其所施者，乃以名为箍、以耻为索。”
“今用此策得米，明日用何策得田？今日请富户赴宴，明日是否便能请儒生讲义、请书生讲法？”
“如此一路铺开，恐士绅不但不感德政，反疑朝廷有意于钳制其身、削其权望。”
听杜玄龄这么说，张子房也点了点头。
缓缓道：“晋地乃商贾通地，士绅聚地，设此先例，恐传京南之后，各郡皆效其法。势一成，难收回。”
武朝自立朝以来，打的便是天人共治、以德服人的旗号，而非以刑立纲、以军定国。
虽然其本质仍是皇权独尊，但在实际的制度架构中，却始终保留了大量儒统残绪。
尤其是对于地方治理的依赖，根本上，仍仰赖士绅阶层维持社会秩序。
这不是武朝独有的问题。
前朝大秦覆灭，其直接诱因，虽是宫廷内乱与边防失控。
但根本原因，却是其后期对地方豪强的打压过急，使得天下士绅集体寒心。
最终导致地方溃散、赋税断流，边军无饷、民不聊生。
而赢家，正是当初在这片断层中，突围而出的地方豪强。
然而，正因深知地方豪强之弊，赢家在定鼎武朝之初，便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士绅影响力。
这一削，便削了二十年。
从科举制度的更替，到对乡约礼制的再编。
从氏族志的修订，到印刷术的大力推广，再到颐和园钓鱼执法……
如此种种，其实都是在一步步剥离士绅的影响力。
而士绅亦非等闲之辈。
几次“官不下乡”、“赋不入户”的暗中抗命，皆有其影子。
而民间反税之乱、学宫纠察之议，更常有大族在背后推波助澜。
朝廷虽强，终未能将地方尽收于掌心。
而士绅虽惧，却也未曾真心归顺。
彼此之间，早已如火药与火星，彼此提防、相互生厌，勉强维系着那层薄如蝉翼的表面平静。
这就是眼下朝廷与士绅阶层的真实关系。
不是纯粹的敌对，也非绝对的依赖，而是一种如同火药桶般的危险平衡。
而如今，赢高治欲以王爵为担，借赈灾之名，逼富户就范，看似不过是一场风雅的劝募之宴，实则却是以舆论为刃、以道义为鞭，对士绅集团的一次试探性绞杀。
虽未动刑法，但却借道义之名，让人难以拒绝。
士绅若顺从，便意味着默认王权可以直接索取。
若反抗，便是凉薄失德，名声扫地。
这种绑架式的道德结构，一旦行之有效，势必为后续仿效打开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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