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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韩琦同样也被苏轼誉为人杰，与范仲淹、欧阳修齐名的人物。
三个人都鄙夷青苗法，很明显不是因为党争。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夏原吉自然能够想到，这也是他最为忧心的地方。
当年的王安石曾经在刚推出《青苗书》之时，便找过苏轼的弟弟苏辙商讨，然后苏辙便与其言明青苗法有缺陷，但王安石之后还是实行了。
因为青苗法在部分地区试行成功了……
再然后，青苗法全面推广，问题迅速暴露并且扩大化，直至难以收场。
归根结底在于，青苗法是好法，但王安石却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青苗法面向的借贷对象都是农民。
第二，青苗法的执行官吏也被“变法”施加了压力。
北宋的农民，说得难听些，文盲没有九成，也有七八成了。
这个现象直到明朝才有所好转，因为明朝地方出现了大量民办私塾（或者干脆就是请个教书先生），百姓有余钱的都开始热衷于培养子女，识文断字。
但到了清朝又开始急转直下，因为这不符合螨清的愚民政策，而且百姓知道太多容易聚众造反。
北宋农民大多不识字，更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没有了原来的常平制度提供市场参考，全靠自己瞎蒙去跟青苗法借贷。
往往都是被坑得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无数农民因此逃离原籍成为流民。
哪怕后来青苗法被废止，农民逃荒弃地的现象也没有减缓，甚至还在“英明神武”的哲宗朝，再度加剧了百姓的逃亡。
因为宋哲宗对西夏采取强硬措施，致使民间财政压力极大，尤其西南茶马司的逃亡百姓更是年年都有，到了徽宗早期西南的茶马贸易就已经名存实亡。
陇右都护府为什么保不住？
就是因为这玩意儿看似开疆拓土，却用的是北宋百姓数不尽的鲜血和尸骨堆出来的。
而王安石对地方的执行官吏，同样也施加了高压。
如果地方没有百姓前去向官府借贷，那就得卷铺盖滚蛋……
陈留知县姜潜就是这么罢官的。
姜潜在后世虽然名气不大，但他的交际圈却是又广又牛逼。
牛逼到什么程度呢？
他的老师有石介（第一个提出民族观念的北宋大儒）、孙复、范仲淹等人，同窗有文彦博（始于天祥，继于彦博）、刘牧、祖无择等，还与苏轼、欧阳修这些人是好友，刘挚（朔党领袖）、梁焘、晁说之（北宋六边形大儒）都曾是他的学生……
总之就是自己“平平无奇”，但老师、同学、朋友、学生全都是大佬……
